现代大学内部理财机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oc

引 言 一 高等教育发展形势 上世纪末以来，扩招政策的持续实施，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8万人，在校生规模为361万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9.8%。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447万人，在校生规模达到了14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19%。6年的时间在校生规模增长了3.95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了9.2个点，跨过了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提出并为世界公认的15%的基本标准，由“精英教育”阶段跨入了“大众化”阶段。其中上海、北京等城市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50%，率先进入了“普及化”阶段[1]。 在扩招的同时，按照“共建、调整、合并、合作”等多种方式在全国开展的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调整，将597所高等学校合并组建为267所；原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管理的240余所普通高校下放地方，实行地方与中央共建的体制，打破条块分割，实现了大学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组建了一批学科门类齐全、经济实力强大的综合性大学[2]。大学规模急剧扩张，发展成了一个巨型的社会组织。全国普通本科院校在校生的平均规模1998年为4418人，2004年达到了12557人。山东省普通本科院校在校生的平均规模1998为4675人，2004年达到了16194人，一些院校甚至达到了3万人以上的超级规模[3]。 对进入大众化阶段后一段时间内必然出现生源竞争的判断和追求卓越的天性，使得大学开始从非常态的规模扩张，走向理性的质量提升、品牌竞争和内涵发展。 二 大学与政府、社会关系发生变化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实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一直被视为由政府支付的公益性福利事业，高等学校属于政府办学，政府对高等教育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具体表现在学校由政府统一管理、经费由政府统一提供、招生由政府统一计划、毕业生由政府统一分配这“四统一”上，高校实际上成了政府机构的附庸和延伸”[4]高等学校处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缺乏办学自主权和积极性。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从根本上转变了政府的职能和行政方式，政府将越来越多的权力下放到了学校，学校开始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民主管理”，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法人实体。“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已经结束了绝对支配与完全依附的关系，开始从国家支配模式（state control model）向国家监督模式转变（state superving model）[5]”。 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同样深刻。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学不再是政府公共福利的无偿提供者，成本特性和外溢效应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性，随着完全依靠财政机制配置资源的终结，形成了政府、社会、个人共同承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新机制。工业化和知识产业的兴起，使得作为知识生产者和传授者的大学由社会边缘进入了社会中心，再也无法回避社会的需要，积极地通过提供相应的劳务、知识换取对其资源上的支持。市场机制使大学和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对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大学的办学形式更加多样，更加注重办学特色，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政府对高等教育资助强度降低和对大学财权的下放，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唤醒了大学的理财主体意识。大学不再是国家财政预算链条中的一个简单的环节，而是变成了一个需要靠自身努力去获取经济资源的主体。在这种主体意识支配下，如何吸收控制更多的经济资源，并在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内部资源的充分利用，激发学校自身内部活力，向社会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出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壮大，成为大学的一种自觉行动。由单纯的要钱花钱、“等米下锅”的消费型管理，转变到聚财、理财的经营型管理是大学提升自身价值和核心竞争能力的必然要求。经营理念、成本效益意识开始渗透到现代大学自我管理活动中去，大学资源的开发与配置成为21世纪大学校长们最关心的课题之一。 三 当前大学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宏观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剧烈变化，对传统的大学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也对大学的财务管理模式产生了激烈地冲击。多少年来固守的大学财务理念、模式、方法、技术已无法满足现代大学管理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权力高度集中在学校高层，财权配置模式僵化。在九十年代初，大学办企业、办实体，放开搞活，鼓励创收，大学内部院系和经济实体中随意设置财务机构，造成了财务管理的混乱和失控，给学校带来了很多的经济损失和风险，吃尽放开苦头后的大学，撤销了校内一切财务机构，建立“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的财务管理体制，实行了高度集权的财务管理模式，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随着学校规模由3000人发展到30000人的时候，学校高层对内部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