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学的教材和课标课件.ppt

我特别想说说姜伯驹院士，他在九十年代就曾被当时的课程标准组征求过意见。对于这些事情，他是非常认真慎重地思考过的。为此，他甚至专门去研究过数学教育的理论。在2006年夏天中国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的威海纪念会上，他在教育工作分会上作过一个理论性的报告，刊登在当年第九期数学通报上。今年夏天标准修改组征求意见，他逐字逐句地对理念部分进行了论证。姜先生曾说过，不必管别人做什么，你认为对的你就坚持。这件事不是姜先生的本职工作，这样做对他个人也没有丝毫好处，甚至会遭来非议。我想他是出于一个数学家的良知，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青少年的责任感。他的人品与学识确实令人敬佩。 我的第一点体会：我国数学教育有着严谨求实的传统 其次我想谈谈我参与这项工作近两年来的点滴体会。 第一个体会是我们国家的数学教育有着严谨求实的传统优良。我们的数学教育是从清末才开始的，一些洋务派和清政府派出留洋的有识之士学成归来开设学堂，引进了东洋和西洋的的数学教材。到二十年代民国时期，教育部将学堂改为学校，并制定了课程纲要。 举个例子，北京师范大学的几何学、数理逻辑学家傅种孙教授曾于二十年代中期将希尔伯特的几何基础译成中英，并亲自编写中学数学课本，于三十年代在北京师大附中进行讲授。 傅先生当时的学生有两弹元勋钱学森、代数学家段学复、熊全淹，数论专家闵嗣鹤。钱学森有一个回忆录，谈到“上了傅先生的课，我才知道什么是严谨的科学”。我国中学数学课程的严谨、求实是有传统的。 1949年以后，我国开始学习苏联。编写课本，制定大纲的任务主要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承担。在1957年前，傅种孙先生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付校长和数学系主任参与了这项工作。1957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傅先生被迫离开他为之奉献了一辈子的数学教育事业。他去世后，北师大的钟善基、丁尔陞、曹才翰教授参与了数学教学大纲的修订和课本的编写。那时候的中学课本在科学性、严谨性、适应学生的接受能力等方面逐年进行着改进与提高，到1966年所编的课本几乎可作为精品收藏。书中的每个定理，每道例题都是在课堂上反复讲过，仔细推敲确定的。 在文革的动乱期间，课本有时由工农兵编写。 改革开放之后到上个世纪末的二十多年间，我们的大纲和课本基本上沿用了五、六十年代的思路，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调整。 在1949年后到改革开放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几十年间，我们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培养了一批工程师、科学家。应该说中小学教育是功不可没的。由此我国的双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在国际教育界也是被推崇的。 我的第二点体会：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世界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教育也要不断的改进。目前我们打开了国门，面临着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的碰撞。 我们中小学教育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应试使中小学生负担过重，比如数学竞赛与升学挂钩而发生异化。今年年初，原教育部副部长何东昌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了这些问题。教育部组织了九个调查组在全国展开调研，感到问题是社会性的，体制性的，在教育界内部难以解决。温总理提出加强职业教育，及早进行分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减轻学生负担。 欧美国家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具体到中学数学教育，也有很多好的做法。据著名的美籍华人几何学家，Berkeley的伍鸿熙先生介绍，美国是很重视精英教育的，在美国有非常好的中学，课程要比我们的中学课程深很多。我有一个学生在加拿大攻博，他导师是加拿大科学院的院士，孩子送进英法双语的贵族学校，有一次问他父亲一道作业题竟给问住了。因此他们的一流大学会有水平非常高的生源。 我有一次出国访问和剑桥毕业赴德做博士后的一个年轻人用一个办公室。小伙子也是贵族中学毕业，奥数得过奖，考入剑桥，当时很年轻已经做出了很好的工作。英国只有很少的贵族学校，但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在剑桥新生中超过一半。 另一方面，英美等国的大多数公立学校的数学课程从知识水平来讲是比较浅的。因而这些学校里出来的学生数学知识缺失是很普遍的现象。可能在座的老师不少去过西方国家国，都会有这种感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中学的教材和课标 在安徽省数学会2006年年会上的报告 2006年11月4日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 首先感谢安徽省数学会陈发来教授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再次来到安徽。我曾访问中国科技大学多次，对这个学校数学系的老师们十分敬佩。他们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能够潜心读书，走出了一批如今在国内，在欧美，在亚洲各地活跃在数学前沿的优秀人才。安徽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一个省份，出过桐城学派，出过胡适这样的大文豪，今天能有机会与安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