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ppt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战火的洗礼 民国初年北京清华大学研究生李鸿樾的毕业证书走红网络。因毕业证书的导师栏里赫然写着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赵元任、陈寅恪等历史名人，而被网友惊呼为“史上最牛的毕业证”。 西南联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大学奉命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因战局日益紧张，1938年初临时大学被迫继续南迁至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发扬三校优良传统，和衷共济，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坚持教学和科学研究，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取得一批重大学术成果。西南联大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西南联大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梅贻琦 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 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期间，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2] 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翕然称之”、“胥无异词 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与胡适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适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 教育思想 梅贻琦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其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 通才教育 梅贻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这一核心观念。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　Education”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人格”的全面培养 其次，梅贻琦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指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在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还用了足够的篇幅论述教师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梅贻琦认为，教师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 从游论 其中的一段话至今多为人们所征引：“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此即为著名的“从游论”。 学术自由 最后，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蒋梦麟 曾参加科举考试并中秀才，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蒋梦麟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 。1949年去台湾，1964年在台北病逝。 教育理念 教育是一门科学，但它不属于纯粹科学或基础科学，而属于实践科学或应用科学。它不能离其他科学而独立。[8] 他指出了三个方面： 1、教育为全生之科学。目的在享受人生之完满幸满，或达到人类生活之丰富。 2、教育为利群之科学。利群是达到全生目的的方法，即儒家所说：“明德新民”、“已欲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