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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减负：供给侧改革的新动力 受金融危机所累，现阶段全球经济仍处于整体下行期，复苏缓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入盘整期，自2012年起，我国经济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开始进入“新常态”。经济运行面临劳动力供给量减少、劳动要素成本上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投资下降，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居民部门消费能力不强的困扰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威胁。“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已进入到一个新老动力交替的新阶段，若仍依靠传统的增加低成本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不仅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而且效率和质量都不高。所以，政府基于“需求侧”视角的需求管理方式仅能在短时间内刺激消费，推动经济的发展，但紧接着会带来大量的过剩产能、房地产库存、银行不良资产、股市暴跌和地方政府债务等一系列问题。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即生产能力的扩张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的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不是消费的扩张。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在供给端，因此，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关键阶段，改革的核心应从供给侧入手，在供给和生产端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一方面是运用“减法”，去产能，去库存，即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使生产要素实现最优配置；另一方面是运用“加法”，从量和质增加有效供给，补足供应短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供给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当前形势下寻求经济新增长的必然选择，是解决社会总供求平衡问题的长期根本措施，是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一、供给侧改革中的企业减负 供给侧改革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放松政府管制，释放市场活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有效性，确保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获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动力。推进供给侧改革，不仅影响着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更是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当前，我国企业效益不佳，投资动能缺失，是影响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之一。因而，对于企业而言，面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相关政策，既是新的挑战又是新的机遇。 近年来，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高成本已成为供给侧改革推行的主要障碍。以工业企业为例，2004-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税金及附加呈持续上升态势，十年间涨幅分别达到了5.64倍和6.48倍之多。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利润总额占比6.16%，而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和应交增值税占比为4.6%，主营业务成本占比竟高达85.21%。同时，主营业务成本中还包括生产和销售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大量成本，使得企业利润大大降低，也就无法实现创新和技术改革。此外，我国税负过重、边际税收过高，加重了企业的负担。自2009年起，按全口径计算，我国宏观税负便进入高收入国家水平，2014年全口径的宏观税负高达37.2%。实际税负分布也不合理。高税负是经济增长的“抑制剂”，唯有降低税负才能增加生产要素供给、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刺激经济增长。 降低企业成本是近期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随着供给侧改革逐步深入，全面取消行政性收费的时机已成熟，推进结构性减税、降低社会保险率也是减轻企业负担关注的重点。而在企业除税收以外的各种成本中，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是大头。实际上，自2013年以来，中央层面已累计取消、停征、减免了42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每年可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约1000亿元。地方层面也取消、减免了一大批本地区设立的收费项目，仅2014年各省（区、市）累计取消收费就超过600项。在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减负对企业来说是一场“及时雨”。今年以来，下调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取消整合一批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阶段性降低养老失业保险缴费比例、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 “企业减负”新政频出。随着政策措施的落地实施，全国企业年内减负有望达到万亿元。营改增是此次减负的重头戏。2016年4月20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发布《关于扩大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的通知》，明确自5月1日起，将现行对小微企业免征的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这18项免征的行政事业收费涵盖农业部门、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和林业三个部门。同时强调各级财政、价格部门要加强对落实本通知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按规定免征相关收费项目的，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并追究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了一套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六招组合拳，从制度、财税、金融、社保、流通、能源等多个领域发力，可谓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