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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策略的分类和介绍 引言 一般的翻译教材在讨论翻译问题时，都离不开讨论翻译方法与技巧。我国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统编翻译教程（即张培基等编著的教程），主要是讲述常用的翻译方法与技巧，其中包括：词义的选择、引伸和褒贬；词类转译法；增词法；重复法；省略法；正反、反正表达法，分句、合句法；被动语态的译法；名词从句的译法；定语从句的译法；状语从句的译法；长句的译法，和习语、拟声词、外来词语等特别语词的译法等。 九十年代出版的翻译教程也基本上沿用这些方法与技巧，或在此基础上有些改进，例如，柯平编著的《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除了提出与张培基教程大同小异的方法外，还提出了变通和补偿手段：加注、增益、视点转换、具体化、概略化、释义、归化和回译。 也有学者（参见刘宓庆1993：196-234）把分切、转换、词性转换、语态转换、肯定与否定、阐释或注释、引伸、替代、拆离、增补、省略与重复、重构、移植等等方法称这“手段”。 以上所引是不同学者所用的不同术语，用以描述翻译过程中的具体处理方法。究竟哪些属方法、哪些属技巧、哪些属手段，恐怕是很难讲得清楚的。我们在这里把翻译过程中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以上所述的方法、技巧、手段）都类归为翻译“方法”；而把那些能够包含多种方法的术语，如直译法、意译法、语义翻译法与交际翻译法（见下图）、异化翻译法、归化翻译法等，类归为翻译“策略”。本章讨论的就是这样的翻译策略。 翻译二分法 一直以来，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直译与意译都是翻译讨论的中心话题。“直译与意译之争，在我国自有翻译之时起就已存在”（罗新璋，1984：4）。“此争论至少从公元前就已经开始。到了十九世纪初，很多作家倾向于意译，即译其神韵而不是译字母；译意义而不是译词汇；译信息而不是译形式；译事实而不是译方式。……不过，这种争论是纯理论的，争论者并没有考虑到翻译的目的、读者的情况和文体类型等因素”(Newmark 1988b:45)。 直译、意译在传统译论里讨论得最多。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又出现了其它的提法，例如：奈达（Nida 1964）提出的“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与“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 在本质上和意译与直译是一致的。还有其他学者提出的二分法，例如：霍斯（House 1977）的“显性翻译”(overt translation)与“隐性翻译”(covert translation)；格特（Gutt 1991）的“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与“间接翻译”(indirect translation)；图瑞（Toury 1980,1995）的“适当性”(adequacy) 与“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纽马克（Newmark 1981/1988）提出的语义翻译 (semantic translation) 与交际翻译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以及温努提 (Venuti 1995) 的异化翻译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与归化翻译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以上所述的翻译方法二分法，既有共通和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本章将对人们常引用及争论直译/意译、语义翻译/交际翻译和异化翻译/归化翻译等三对翻译策略进行探讨，追溯其根源，弄清其概念，并举例说明其所指。 直译与意译 关于直译之争持续了几个世纪，赞同者坚定不移，反对者（也即意译的赞同者）坚持已见，互不让步。其实，英文literal translation 和中文“直译”的定义都不是十分确定，既可指逐词译 (Word-for-word translation)，也包括逐句译（Sentence-for-sentence）。直译作为一种翻译策略常见用于以下领域的翻译：（1）用于翻译科技资料；（2）用于外语教学，让学生了解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3）也用于文学翻译，Nabokov 是文学翻译中直译的高手，在他看来，“只有直译才是真正的翻译”（见Shuttleworth Cowie 1997:96）。 然而，在现代文学译者中，赞同直译的人为数不多，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如Nida 所说，“因为没有哪两种语言是完全相同的，无论是符号所指的意义或语言符号的排列方式都会有差异。可以说，语际之间没有绝对的一致。因而，也就没有绝对准确的翻译”（1964：156）。 八十年代初，张培基等学者在当时的统编教材《英汉翻译教程》中这样下定义：“所谓直译，就是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别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但直译不是死译或硬译。……应当指出，在能够确切地表达原作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