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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或称美国描写语言学(descriptive linguistics),是上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占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的语言学流派。今年恰逢该学派的奠基之作———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Language)出版70周年。此处拟从这一学派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理论背景着手,联系当代语言学理论,对其理论基础、分析方法、产生的影响及兴衰历程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与反思,一方面以纪念这部语言巨著的诞生,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该学派的发展脉络及其重大影响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一、社会文化背景和语言理论背景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语言科学也不例外。例如,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comparative linguistics)就受到了当时生物科学(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发展的巨大影响。而导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和发展的客观社会背景,则是对濒于灭绝的美洲印第安人土著语言的描写和记录的需求。当时人们发现,印第安人的土著语言正在迅速消亡,应该动员学者把这些语言在它们灭亡之前记录下来。而要有效记录下这些没有文字的语言,就得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背景便成为了美国描写语言学诞生的土壤。由于这一工作与人类学密切相关,因此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大都是人类学家,其中最负盛名、对后人影响最大的当属博厄斯(F. Boas)和萨丕尔(E.Sapir)。博厄斯和其他一些人类学者集体编写了《美洲印第安语手册》(AHandbook ofAmerican IndianLanguages),该书对约15种印第安语言的语音、语法系统进行了描写。博厄斯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是他给《美洲印第安语手册》所撰写的“序言”,这部60多页的序言虽然没有涉及到语言描写与分析的具体操作方法,但它勾勒出了描写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因此成为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经典之作。另外一位人类学家萨丕尔对描写语言学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语言论》(Language)上。该书详细论述了语言的定义、语言的成分、语法过程、结构分类、历史演变以及语言与文学和思维的关系等,其中引用的语言达60种以上,体现了萨丕尔极为丰富的语言知识。特别是书中提供的关于美洲印第安语的种种事实更是令人大开眼界。他留给美国描写语言学的重要遗产,在于“他对语言事实的尊重精神”(赵世开,1989: 31),而这一精神正是美 国描写语言学长期以来所遵循的准则:承认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结构特点,拒绝用印欧语言的语法框架来硬套其他语言的语法体系,而这也构成了美国描写语言学与19世纪欧洲大陆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要区别之一。 另外,从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的语言理论背景来看,在这个学派诞生前的上世纪初,大洋彼岸的欧洲大陆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那就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有学者(Robins,1997 : 220)曾把《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看作是语言学领域“哥白尼式的革命”,这种比喻是不无道理的。索绪尔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却提出了许多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观点,如共时(synchronic)研究与历时(diachronic)研究;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语言是形式(form)而不是实体(sub-stance);以及语言中的句段(syntagmatic)关系与联想(associative)关系等等。其中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划分结束了19世纪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为20世纪共时语言学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则正是建立在对语言的共时描写基础上的。关于这一点,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第一章中也进行了讨论,不过他并未使用“共时研究”、“历时研究”之类的字眼,而是使用了“描写研究”(descriptive study)、“历史比较研究”(historical comparative study)两个术语。两人使用的术语虽有所不同,但实际意思是一样的,它们都涉及到了语言研究的横向(即“静态”)和纵向(即“演化”)两个不同方面。在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上,索绪尔(1916)指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a system of signs expressing ideas),而布氏则把语言看作一种“信号系统”(a system of signal)。虽然“符号”与“信号”两者在意义涵盖的范围上有所区别,但本质上非常类似。[1]另外索绪尔关于语言系统中的两类语法结构关系,即“句段关系”(又称“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又称“聚合关系”)的划分也为结构主义的句法理论打下了基础,结构主义的一系列概念,如“配列”、“自由形式”、“黏附形式”、“简单形式”、“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