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洪秀全.ppt

曾国藩和洪秀全 文化冲突与军事对抗 曾国藩 1853年因丧母而丁忧在籍，正值朝廷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经郭嵩焘力劝，接替已被朝廷属意派任镇压太平军的林则徐；曾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仿效已经成军的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作为一支地方官僚的私人武装，湘军为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用刑苛酷，称“乱世当用重典”，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 天津教案和声誉沦陷 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引起全国朝野的唾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公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 修身十二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洪秀全和基督教 在中国历史上，宗教和农民起义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宗教的教义为农民起义提供精神上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宗教组织可以有效地将不同目标的投入起义的人士组织起来。然而，太平天国之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所建立的拜上帝会，其思想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来自与基督教。 客家人和宗教 当然，洪秀全吸收大量的基督教思想也是渊源有自，最处太平天国起义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主要是“客家人”，由于来自外省，首先是风俗习惯与本地居民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同时也由于人数上的劣势，所以，在因为许多的事情而发生的本地人的矛盾的时候，总是处于劣势，这样的外在环境，客观上使得他们倾向于从宗教组织中去寻求庇护。 但洪秀全本为一个农村私塾教师，试图从科举谋取功名，从16岁到31岁，他先后四次到广州应试秀才，但都以失败告终。在24岁（1836年）那年的那次考试期间，他得到了一本梁发编写的名为《劝世良言》的基督教布道书，该书中包括马礼逊翻译的《新旧约圣经》的一些章节和梁发解释基督教义的文字。 而当时的中文的基督教著作中，对于类似三位一体（TRINITY）这样与传统的中国观念有着很大差异却是很基本的基督宗教理念缺乏了解，因此，在他的理解中，做为上帝的圣父和作为圣子的耶稣之间的父子关系是严格限定的，而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上帝的次子，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称耶稣只是上帝的长子，称为“天兄”，此外，上帝还有“五子一婿”，即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和萧朝贵等兄弟五人，“恭承天父亲之命，下凡辅定真主”。 其地位略低于上帝和耶稣，但是他却是受命来统治全世，所以又自称为“天主”或“真主”。洪秀全甚至还说自己上天见过“天妈”和“天嫂”， 圣灵和神圣风 而对于“圣灵”的理解也是模糊不清的。早期的传教士将之翻译为“神圣风”，这也使洪秀全有一些望文生义，他甚至随意将圣灵的称号封给东王杨秀清。“上帝独一至尊，基督是上帝太子，子由父生，原本一体合一，但父自父，子自子，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至圣灵，东王也，……东王本职是风，劝慰师也，神圣是上帝，风是东王。” 天王和神圣风 在有关太平天国的记录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杨秀清熟练地扮演上帝耶稣附体的显灵的角色。“天王闻得女官传得北王所奏，天父劳心下凡，亦忙步出二朝门内迎接天父（杨秀清所演上帝附体显灵者）天父怒天王曰：‘秀全，尔有过错，尔知么？’天王跪下，同北王及朝官一齐对曰：‘小子遵旨。’即俯伏受杖。”因为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之间的奇异结合，这样便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关系，在现实的层面上，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