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游乐文化-公开课件.ppt

（三）与宴饮相结合 成都游乐还有一个显着特点，就是无论民间还是官府，无不将游乐与宴饮紧密结合起来。尤其官府宴饮排场特别盛大。 《蜀梼杌》记载晚唐五代时成都风俗说，成都城外的“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在五代孟蜀时，游宴之风就已很盛，如孟昶广政元年上巳日游大慈寺，宴从官于玉溪院。当时前后蜀举办的宫廷盛宴主要有赏花宴、龙池宴、秋宵宴、长夜宴等。 到了宋代，游宴之风更加兴盛。文彦博知成都日，“多宴会”。 宋仁宗时，宋祁曾知益州，更“喜游宴”，在任期间，将成都游宴活动推向高潮。每逢岁时节庆，成都官府都要举办盛大的宴会。从《岁华纪丽谱》等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从正月初至冬至节，成都守臣在拜寺乞福、观花赏景、泛舟避暑、游山玩水之余，都要举办宴会，设宴地点主要集中在寺观祠庙及山水园林等游乐活动所在的风景名胜之地，尤其以大慈寺设宴次数最多。 宋代官府举办的宴会名目众多。 如赏月宴，即每年八月十五日在西楼赏月宴饮。 遨头宴，是成都官府组织的大型游宴活动，上至太守僚属，下至庶民百姓都一起参加。据《宋会要辑稿·刑法》记载：“臣僚上言，益州每年旧例，知州以下五次出游，并山寺排当，从民遨乐。”因去城稍远，“欲乞下本州，今后遇此筵，设更牙，常轮通判职官各一员在州照管，及提举监官专防守仓库。”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安全管理措施，可见地方官府对遨头宴的高度重视。 此外，官府还要举办赏花宴、酬宾宴、避暑宴等。 宋代成都守臣不仅带头游宴，而且还主动为民间游宴活动提供方便。如成都官府开放西园，纵民游宴，持续时间长达一月，“此最府庭游宴之盛”。可以说，成都游宴活动在宋代达到了极盛。 三、五代两宋时期成都游乐之风兴盛的原因 成都游乐之风的兴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成都游乐之风的盛行，与成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成都游乐之风，与唐宋时代四川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是相一致的。唐宋时期，成都地区是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唐代蜀中的著名诗人陈子昂就曾说过：“伏以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又京都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 五代两宋时期，在唐代基础上，“扬一益二”的成都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社会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成都不仅成为四川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而且也是西南地区重要都市和工商业繁华的城市，“市区栉比，衢隧碁布”，“带二江之流，为一都之会。四民州处，万商成渊”。 都市的繁荣，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为大众娱乐消费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宋史.吴元载传》也说，“蜀俗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为声妓之乐。” 同时繁荣的都市也为节日吉庆和游宴活动提供了绝佳的场所。 当南宋末蒙古军队攻占成都后，摧毁了这种游乐活动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时，成都游乐兴盛的局面便不复存在。 元人罗寿说：“成都自丙申荡于兵，文物泯尽。” 文天祥也说：“益州承平时，元夕宴游，其风流……而今不可复得矣”。 说明在宋末时，成都传统的元夕宴游等游乐活动已经不复举行。 （二）与成都奢靡的社会风气有关。 从社会风气来看，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资源丰富，有都江堰水利工程灌溉之利，使成都平原成为自秦汉以来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蜀梼杌》说，前后蜀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盖未尝出至郊外也。林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从而滋生了崇尚享乐奢靡的社会风气，助长了成都游乐之风的兴盛。 尤其到了宋代，成都平原更是“地狭人夥”。《宋史·地理志》说，“川峡四路，……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 一方面，社会上聚集了大量的财富，由于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又无法大规模地投入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之中，从而使社会财富的的消费转向民间奢侈游乐活动。 另一方面，成都社会贫富差距也在急剧加大，贫者“犹有贩鬻肴果碎细、旦营暮供、俯仰取给者矣”。 宋田况说：近年来治理蜀地的官吏，都把游乐作为政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因为蜀中土地不足而人口众多，因而农民和工商业者都必须勤苦劳作方能维生。地方长官在节庆时，以歌舞杂伎的演出让民众观赏，用愉悦抚慰他们的劳苦，这并不过分。如果动辄变更这种民俗，反而会使民众怨恨失望。 按田况所说，唐宋成都游乐风俗的形成，与蜀地人口压力的增长和工商业的发达有密切关系。苏轼诗说：“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