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答辩状样本.doc

民事答辩状 答辩人（被告）：北京旭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 英 职务：董事长 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6号锦秋国际大厦B座4层 被答辩人（原告）：北京正大兴业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建华 职务：总经理 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大臧村大华路西十条3号 因被答辩人北京正大兴业科贸有限责任公司诉答辩人北京旭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谓居间合同纠纷一案，答辩人于2006年11月3日收到贵院送达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以及开庭传票。答辩人认为，本案事实复杂、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争议巨大，诉讼标的金额也高达270余万元，且案涉《旭日支付密码产品代理协议书》有伪造签字、涉嫌合同欺诈的重大嫌疑，答辩人已申请贵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和对该协议有关人员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并拟提起反诉请求撤销该协议，故请求贵院依法裁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此前答辩人已向贵院提交了《关于请求适用普通程序并延期开庭审理的申请书》，请求请贵院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并延期开庭审理；为进一步澄清事实，分清是非，答辩人现依法提出答辩意见如下： 一、因案涉《旭日支付密码产品代理协议书》被答辩人方代表人签字有伪造仿冒的重大嫌疑，涉嫌合同欺诈，当事人双方所谓居间服务关系实际并不存在，答辩人保留提起反诉请求撤销前述《代理协议书》的权利。 被答辩人在其《起诉状》中声称：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于2006年2月24日签订《旭日支付密码产品代理协议书》（以下简称“《代理协议书》”）；在协议书签订后，在被答辩人的努力促成下，答辩人与华夏银行签订了一系列产品销售合同。然而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答辩人就与华夏银行建立了长期良好的业务关系，两单位的主要技术及业务负责人一直就旭日支付密码系统的销售进行着频繁的、直接的协商。截至2006年2月24日之前，为进一步拓展与华夏银行的业务、为后期的销售奠定基础，应其要求，答辩人向该行赠送了3套价值210余万元的支付密码后台核验系统，并交付了8600台价值500余万元的CI-900支付密码器。上述供货事实甚至在被答辩人自身提供的证据中也得到了证实：落款日期从2005年12月12日到2006年2月23日的11张《支付密码器签收单》均证明早在2006年2月24日前述《代理协议书》签订之前答辩人就已经与华夏银行供货建立了供货合同关系。在此过程中答辩人并未得到任何外力的帮助，被答辩人所称的“在被答辩人的努力下促成下”答辩人与华夏银行签订了一系列产品销售合同显属与事实不符。 值得强调的是，答辩人完全不需要早在2003年就已与华夏银行建立供货关系之后还再与被答辩人签订所谓的“居间服务协议”来达到营销目的，案涉《代理协议书》不过是答辩人的业务经理郑芳为达到个人牟利之目的与他人内外串通、蒙骗公司的结果。种种迹象表明，郑芳为获取私利，虚构了公司需要被答辩人合作才能与华夏银行签订合同的假象，声称被答辩人法定代表人赵建华与中国华远国际金融公司（IFC）的代表杨书琴女士熟悉，可以经由与华夏银行有着良好关系的杨书琴女士为答辩人提供居间服务，甚至提出由杨书琴女士作为被答辩人代表人在前述《代理协议书》上签了字。然而，不久之后答辩人即得知杨书琴女士所在的中国华远国际金融公司（IFC）过去为华夏银行的合作方，2005年3月成为华夏银行的股东，杨书琴女士作为中国华远国际金融公司（IFC）新闻负责人是不可能以被答辩人代表人的身份参与其与华夏银行的商业活动并为答辩人与华夏银行的贸易往来提供媒介服务的，更不可能作为被答辩人方代表在前述《代理协议书》上签字。因该笔迹与答辩人业务经理郑芳笔迹极为相似，答辩人高度怀疑该签名实为郑芳仿冒所为。此前答辩人曾找郑芳谈话并指出该协议书的疑点所在，要求郑芳转告被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赵建华废除该涉嫌伪造的协议，郑芳对此不置可否，并进而离职下落不明，有关责任追究问题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答辩人已就此向贵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和《笔迹鉴定申请书》，请求贵院依法向杨书琴女士调查取证，以核实被答辩人提交的《代理协议书》中乙方代表签名“杨书琴”三字是否系杨书琴女士所书，以及请求贵院鉴定该“杨书琴”三字是否系答辩人业务人员郑芳仿冒。 因此，案涉《代理协议书》存在严重的合同欺诈嫌疑，当事人双方所谓居间服务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此，答辩人作为受损害方有权据此主张撤销该协议；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个别业务人员为谋取私利串通虚拟的该合同为效力待定合同，答辩人拟向贵院提起反诉以撤销该协议，被答辩人以此即将丧失效力的合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