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若干问题再探.docVIP

PAGE PAGE 1 “文化研究”若干问题再探 　　邹赞（以下简称“邹”）：据我所知，您是国内最先开始对英国文化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的学者之一，201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可谓一次比较集中性的成果展示。该书既有对“《银幕》理论”、“‘新时代’”理论、道德恐慌研究、种族符号与消费问题的细察，也包括关于迪克?赫布迪奇、托尼?本内特、安吉拉?默克罗比、拉克劳等文化研究学者的专题研究，从本书呈现的内容出发，我认为您试图达到两个目标：一是重点关注那些至今在中国文艺理论界鲜有译介和研究的重要理论家，有意识地将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论争、学术事件嵌入理论家研究之中，以期能够补白当下中国学界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某些误区和盲区；另一层面的意图正如您在前言中所言：“在学术史层面上所进行的梳理，并不等于鹦鹉学舌，仅仅学会他人的语言；而是表明，我们也有能力介入国际文化研究的话语场中，而不是只会做旁观的看客。”－参见黄卓越等著《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页。有意思的是，国内有学者对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现状抱怨甚多，其罗列的“罪责”往往直指“研究文化研究”(research－for－Cultural－Studies)，认为我们的文化研究脱离了中国本土情境，问题意识欠缺，尤其缺乏扎实的田野实践与个案分析，过分沉湎于“他山之石”，说白了，就是“研究文化研究”有余而“做文化研究”不足。作为一位自觉的文化研究学者，您如何看待学界的上述指责和抱怨？ 　　黄卓越（以下简称“黄”）：自中国学界引入文化研究的理念以来，大致也是在两个层次上推进的，一是引介英美等国的文化研究成果，疏通与察考其学理系脉，二是“做文化研究”。“做文化研究”这一概念也是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等一批英国文化研究者合撰一书的标题，试想借此显示出文化研究是如何被“做”的一种范例。该书的撰者以文化研究的若干概念为出发点，围绕着“索尼随声听”的“故事”展开了大量调查，对随声听这一人工流行制品的设计、生产、表征、消费等环节进行了细致的具例化、语境化的研究。借之，我们看到所谓的做文化研究不是停留在理论与阐释的层面上，而是有一个再具例化、再语境化的实践程序。文化研究的这一“做法”，当然也是为文化研究的前后历史所证明的，只是随场段（conjuncture）的变化与理论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同时，这也是文化研究之有异于文化理论的重大区别之处。文化理论，我在这里指称的是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等，其话语的冲动主要表现为一种“向上的还原”，这也与欧陆学者固有的“哲学”惯性与偏好是相关的，通过解构一种普遍论的哲学而又建立了一种新的普遍论哲学。而文化研究从一开始走的就是偏于“向下的还原”的路径，面对的是确定场域中的确定人群、事件、符码制作方式等，尽管文化研究从来也不缺少自己的理论或概念。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这部书专设了一些事件性研究的专题，固然是想让读者可借此窥得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实践路径，及它是如何在特定的语境来逐渐型塑其言述惯则的，这当然首先也是与其社会关怀的目标紧密相关的。 　　就中国大陆的情况而言，由于我们所称的这种特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是带有某种继发性的，以故汲纳国际文化研究的经验，甚至去努力地保持与国际文化研究某种同步，是很有必要的。从目前国际学术的展开过程看，随着“理论的旅行”与“全球对话主义”的发展趋势，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知识话语都已经开始交织在了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即便是有必然性的本土根源，也不可能是完全本土化的。相为镜像将成为未来学术的一个重要取向，如此而方能更好地反视本土的问题。本土化的提法从有特定的意义上讲是中肯的，有警示性价值的，但是重复过多也易成为一种滥调，实际上内里并没有太多真确的内容。 　　有人说，国内的学者在“做”自己的文化研究这一线上还走的不远，成就不够显著，我承认这一点。这固然也与我已谈到的我们还存在着一个学科理念与思路转换的问题有关，广而言之，比如如何重新定义大学的职能与责任，重新认识学科的合法性，如何调整过于狭窄的文本中心主义的学术训练方式等，都不是即刻可获的事，需要去逐渐改善。但是也不能因此而无视与否认这十几年来文化研究已取得的一些实绩。关于这点，似不用广征博引，只要看看这些年来我们在媒介研究、性别研究、新文化史研究此三个方面的成就，就会发现我们的步履已经是迈的很大了，在文学领域中同样也不乏大量颇见力度的实践成品。与之同时，也应看到文化研究的引入对我们的话语样式、观察视角等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些也贯穿在了一些并不以文化研究标榜的具例性研究中。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去了解它们，如果我们整天沉浸在话题的争辩中，或不关心超出于自己兴趣以外的研究，那么就是一座大山挡在面前也无法见着。当然，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