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落碑》书体杂糅现象浅析.docVIP

PAGE PAGE 1 《碧落碑》书体杂糅现象浅析 　　内容摘要：初唐之《碧落碑》，以小篆为碑文主体部分，小篆中古文杂出、字体诡异多变的现象，以及碑文用字和结体的奇异风格，与其说是北朝碑刻中书体杂糅现象的延续，更准确的，不如说是受唐朝书学“博士”、正字运动等背景影响更为确切。另外，通过与唐李阳冰之篆书碑刻比较，我们发现了该碑用字结体之奇古难识的奥妙所在。 　　关键词：《碧落碑》书体杂糅唐书学“博士” 　　一、《碧落碑》与唐初书体杂糅现象 　　绛州《碧落碑》，全称《李训等为亡父母造大道尊像》，青石质，圆首方座，高2.26米（其中座高0.24米、碑高2.02米），宽1.03米，厚0.21米。因其碑文有“栖真碧落，步飞黄庭”一语而得名。因碑之立碑时间为高宗总章三年，即公元670年，距大唐开国之时（公元618年）仅五十几年之隔，属于唐代初期。故我们考察《碧落碑》之碑文书体杂糅现象，需先从初唐篆书碑刻之整体状况入手（图1）。 　　篆书，至秦汉以降，历魏晋南北朝、隋，至初唐，渐成古文字学家专门之学。于书学之中，时遭冷落。然一直衰微的篆书，终在唐代开始渐渐复兴。从风格上看，初唐这一时期篆书书迹的特征为多体杂糅，而有失纯正。据析，有如下三种类型： 　　其一，受楷书影响，篆书至武德、贞观年间多为楷篆杂糅。以《胡永墓志》志文、《□孝敏墓志》志文、《李彻墓志》志文、《谭伍墓志》志盖等书迹为代表。其中，部分字迹部件为楷篆合一。如《□孝敏墓志》中“故”字，即“”（《说文解字》小篆写法“”），左侧部分为楷书，而右侧部分为篆书；《李彻墓志》中“”字，左侧部分为篆书，而右侧部分为楷书；类此另有《九成宫醴泉铭》碑额篆书。此类篆书书法艺术水平无法和秦代篆书相比，明显出现书体杂糅的现象。 　　其二，篆隶杂糅。唐初篆书书迹中以《李彦墓志》《潘基墓志》《屈突通妻墓志》等书迹为代表。如《李彦墓志》中“”、《潘基墓志》中“”。唐代隶书书法艺术水平很高，难免存在杂糅现象，就连欧阳询亦是如此，其所书《房彦谦碑》非隶非楷，楷隶杂糅，足以反映这一时期之书风主流。 　　其三，多体杂糅。这一特点，以《碧落碑》最为典型。其碑文为篆体，共21行，满行32字，除去空阙，实有630字。其中，用字和结体杂取钟鼎、古籀，兼及小篆等文，字体杂糅、来源不一。从字体来看，可分为古文、籀文和小篆三大类，还有一些已发生讹变的字。书者在选用字体时首先选取古文，包括《说文》所附古文、《三体石经》古文以及金文、简帛等材料上的古文；其次是《说文解字》中所有的籀文；再次就是小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字仅见于《碧落碑》。可见，该碑书者在处理《说文解字》、三体石经、金文、简帛等材料中所没有的文字时，往往用已有的古文、小篆作偏旁来组成新字（图2）。 　　除《碧落碑》外，另有《□祎墓志》一例，该志刻于贞观五年（公元631），民国时河南洛阳出土，石现存千唐志斋。高39.3厘米，广41厘米。志文19行，满行18字。书兼楷、隶、篆三体，甚至一个字当中的形旁或声旁也用两种不同的字体。从书法角度来看，诸体杂糅是唐初这类墓志最大的特色。然此特点并非自其始，早在北魏时期，甚至汉代，这类作品就已有之。那么，《碧落碑》作为初唐篆书碑刻中多体杂糅的代表作品，是否仍然可以认为是汉魏北朝时期杂糅书风的延续呢？ 　　二、北朝书体杂糅与唐代书学教育 　　书体杂糅现象，始自汉代。然汉代碑刻虽有书体杂糅现象，但并不多见。时至北朝，特别是东魏、北齐以后才有大量的出现。如北朝东魏兴和三年（公元541年）所立《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现存曲阜孔庙），无撰人姓名，书者是王长孺，书体篆、隶、真书杂糅。宋欧阳修评其字云：“右鲁孔子庙碑，后魏北齐时书多若此，笔画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类，疑其一时所尚，当自有法。又其点画多异，故录之以备广览。”（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行素草堂本。）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八《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跋》云：“碑尚完好，杂大小篆、分隶于正书中，盖自太武始光间初造新字千余，颁之远迩，以为楷式，一时风尚乖别。” 　　从出土的墓志碑刻来看，以《李仲璇修孔子庙碑》为代表，篆隶真书体杂糅现象，在北魏已经形成习惯。启功提及：“……自真书通行以后，篆隶都已成为古体，在尊崇古体的思想支配下，在一些郑重用途上，出现了几种变态的字体：……第二种是杂搀各种字体的一种混合体。这自汉《夏承碑》在隶书中杂搀篆体，已开其端。后世像《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北周《华岳庙碑》、唐邕写经记、隋《曹植庙碑》，等等，不但其中大部分字是那种技巧不纯的汉隶或真与隶的化合体，并且一些整字或偏旁随便杂搀篆隶形体。最特别的是西魏《杜造贤造像记》，在篆、隶、真之外，还有又似草又似行的字，真可谓集杂搀之大成了。”（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