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历狱”_中西天文学大碰撞.docVIP

PAGE PAGE 1 　　自1582年利玛窦进入中国后，西方传教士们循着他的足迹，陆续来到中国。为了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这些传教士们并未直接布道，而是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扩大影响力的同时进行传教工作。然而，古老的中国有着传承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其思想也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这就使西方科学传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中西方都有着深厚知识积累的天文学领域，就成了交锋最激烈的战场。然而其中牵连最广、导致争论双方流放、下狱甚至死亡的，莫过于清代早期的“康熙历狱”。 　　外国人为中国制定新历法 　　如果说利玛窦是第一位敲开中国大门的传教士，那么汤若望就是第一位倍受皇帝恩宠的传教士。汤若望1592年出生于德国的科伦城，后在罗马德意志学院学习，并成为耶稣会士。1618年他到达澳门，5年后进入北京。汤若望到达北京后，把自己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文书籍清单呈给朝廷，并公开展出自己从欧洲带来的科学仪器，因此结交了不少好友，例如当时明朝的吏部尚书张向达就是其一。汤若望又成功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的月食，使他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1630年，在徐光启的推荐下，汤若望进入了明朝的明历局（专门负责修订历法的朝廷机构），参加编修《崇祯历书》。 　　《崇祯历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之一，由徐光启、李天经主持修订。《崇祯历书》共有137卷，大致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西方天文学理论，主要讲述天文学基本理论、天文仪器、天文学中的计算方法等知识，第二部分是根据第一部分的理论推算出来的天文学用表。《崇祯历书》吸收了许多欧洲的古典天文学知识，采用了第谷的宇宙体系。这种体系介于哥白尼的日心说和托勒密的地心说之间，认为地球居于宇宙中心，并且是静止不动的，而太阳、月亮绕地球转动，但是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等行星绕太阳旋转，并且跟太阳一起绕地球运动。《崇祯历书》对哥白尼的学说也做了介绍，并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的很多内容；介绍了地球和地理经纬度的概念；引入了球面天文学、视差、大气折射等重要天文概念，并修订了相关的天文计算方法；书中还采用了一些西方使用的度量单位，例如把一周天分为360°，一昼夜分为96刻24小时，度、时以下采用60进位制等。 　　《崇祯历书》不仅代表了“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了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但这种接纳又不是盲从的，而是经过认真思考和推算的。比如，中国传统的天算，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一百刻。西方的时间划分则是每天24小时，1小时4刻，合共96刻。东西换算的话，“十二时辰”对“24小时”正好对等，把每个“时辰”一分为二，称为“小时辰”（简称“小时”）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中国的“每天一百刻”，和西方的“每天96刻”就无法换算。更大的困难在于，西方的“每天96刻”是“24小时”乘“4”得到的，两者之间，可以通算。中国的“十二时辰”和“一百刻”则是两套计算方法，“时辰”与“刻”不能除尽，因此也不能合并。徐光启、汤若望权衡之后果断采取了西方历法的方法，废除了一天百刻的计算法，让中国历法和世界上其他多数民族的计时方法保持同步。可惜的是，《崇祯历书》编成后，还没来得及颁行，明朝就走向了灭亡。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起伏动荡的一年。先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入京，后又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朝灭亡。多尔衮入京后要求北京城内的居民三日内全部搬出城外，给八旗子弟腾出住处。而清政府认为改朝换代应该重新制订历法，刚好汤若望的工作迎合了他们的要求，所以不但没有让汤若望搬离，还重用了他。1644年11月，清政府正式颁布了汤若望采用西洋算法编订的历法，其实这个历法也不是汤若望一蹴而就写成的，它是《崇祯历书》的压缩改良版。多尔衮给这个新历法定名为——《时宪历》，这部历法一直沿用到近代，也就是我们平常所称的农历。 　　1644年12月，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这是一个专门负责观察天象、制定历法的官职，为正五品。随后，汤若望在自己的职位上做出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例如编写了103卷的《西洋新法历书》，还介绍了望远镜和西方的光学理论，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器重。顺治帝对他尤为青睐，在1658年时授他为光禄大夫，为正一品，连他的祖上三代都追封为一品。顺治帝甚至还亲切地称呼这个西方人为爷爷，可见汤若望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但是中国古语云：树大招风。汤若望显赫的地位，和他极力提倡西方历法的立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这也为康熙年间那场灾祸埋下了伏笔。 　　祸从天降：汤若望身陷“康熙历狱” 　　杨光先是众多反对汤若望的人中，最积极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尽管他本人对历法一窍不通，但是他坚持认为“宁可使中原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对西洋人和西方知识的排斥，反映了不少当时中国人的心思。早在顺治年间，杨光先就屡次上书，谎称汤若望等人意图谋反，但因为顺治帝对汤若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