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文化批评的历史性登场.docVIP

PAGE PAGE 1 90年代文化批评的历史性登场 　　内容摘要：90年代中国批评界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90年代文学批评的这一显著变化，是和90年代特定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的。本文从社会文化转型、文学阐释的需要、文学批评自身的需要等方面分析其登场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文化批评90年代新变化 　　90年代中国批评界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审美批评淡出，文化批评一统天下。有学者这样描述这种变化：我们发现，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基本概念、关键词语，业已渐次被废除退场，不仅传统批评的形象、形式、风格、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史诗等概念早已被悬置，即便是八十年代流行中国文坛的新批评、结构主义、文化/心理批评等也成了明日黄花。代之而起的是文化批评的骤然升温。在更多的文章中，我们常见的概念是：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新儒家、新国学、差异性、颠覆、解构等等。经典的文学理论家的名字也逐渐为杰姆逊、德里达、福柯、拉康、亨廷顿、福山、丹尼尔贝尔等取代。八十年代曾作为文学革命表征的文学批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变成了灰姑娘而退居边缘。这样的描述虽不无夸大之嫌，但90年代文化批评确实几乎成为批评的主导型范式。文学研究关注的目光不再停留于文本“文学性”的分析阐述，而是转向了文学外部场域的诸如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研究。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这一变化是和90年代特定的语境与历史动因密切相关的。鉴于九十年代中国现实语境的复杂性，摘其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会文化转型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呼唤中国的文化研究。 　　90年代，中国的文化语境发生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大众文化取代了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使我国的文化景观在短短几年内发生重大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文化现象进入了文学领域。一些与文化有关的文学现象，诸如广告、传媒、通俗读物，日常生活等均被纳入研究的视野。大众文化、城市文化、性文化、影视文化、校园文化甚至广告等文化现象引起了研究者广泛的瞩目。有论者将这一变化描述为“文学已经离开了经典文学时代而开始进入了泛文学时代”。90年代已不是一个生产文学经典的时代，而是主要生产文化读本的时代。那种在经典文本基础上形成的文学理论已经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而是更需要如何解读非经典时代的文化现象的文化理论，它呼唤一种不同于精英主义立场的文化批判眼光，因此，要回应现实文化的挑战，原来的知识结构已经远远不够，必须用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进行批评。必须将其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而文化批评的开阔性显然能够提供这样的大语境。 　　其二，文学阐释的需要。 　　从90年代的文学作品来看，大都是以一种文化文本的面目出现的。当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变成一种文化文本，当作品中的“文化性”有余“文学性”不足的时候，批评家大概只有动用文化批评的武器才能与他的批评对象相称，才能有效“对话”。比如对晚生代作品的批评就是如此。由于晚生代作家不同程度地借用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写作观念、写作策略和写作技巧，所以晚生代的文本无疑给人带来一种新的文学经验、文化经验和阅读经验。面对这样的文本，批评家的审美判断没有了用武之地。因为，当他们试图进行审美批评的时候，他们发现其实那是无美可审的，而这些文本与外部文化场域联系紧密，他们独特的体验方式和表达方式更带有文化层面上的特征，形式主义批评的内部研究已无法适应阐述这些文本的要求。如对棉棉、卫慧作品的解读。我们几乎无法对卫慧、棉棉的创作进行传统式的单刀直入的批评。依照传统的价值标准批评时，让人总觉得批评有些隔靴搔痒，同时发觉有一种潜在的批评对象在笔下漏掉，大大削减批评的厚度。无法解释为什么轻易就可以看透的如此低俗的创作会成为当前文化的热点？正如有人说的卫慧们不会向人们说她们是因丑而炫丑；为她们炒作的批评家及媒体也不会承认他们是因为丑而推销丑。支持他们进行同谋写作的肯定是一种被包装成美的文化观念。因此，当有些人运用文化批评的方法——把她们的文本及支撑她们文本的流行于社会的文化观念一起作为批评的研究对象时，卫慧、棉棉的问题于是便说得明白而富于深度。这就意味着批评者在解读这类文本时必须从批评心态上、批评视阈上由局限于文学文本转为将整个文化场域纳入观照范围，也只有这样，从文学外部观照才能看到内部看不到的东西。所以，面对这样的批评文本运用传统的批评方法常常失去阐释的有效性。正是面临着对这些文本的“失语”危机，批评家才努力调整批评策略、方法，力图达成与文本的“对话”。面对90年代文化性的语境，文化批评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其三，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需要。 　　八十年代以前，在我国批评界独领风骚的一直是社会学批评，文学批评突出和强化的是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批评关注文学的外部研究，比较注重社会、政治等外部因素，而相对忽视对文学自身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