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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主体位置”与身份_认同政治 　　摘要：“主体位置”是身份/认同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以“主体位置”取代“主体”，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议题。福柯的主体位置理论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揭示建构主体位置的话语权力机制；二是确立反本质主义的身份政治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流派践行了这两条路线。其中，“去除认同”已经成为新的发展趋向。身份/认同政治应当注意吸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关注人们在话语系统、意义系统中的位置，也要关注其在经济系统、国家政治系统中的位置。 　　关键词：主体位置；身份/认同政治；福柯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3)01－0098－05 　　“identity”一般译为“身份”或“认同”。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认为，identity涉及到的问题是：“我是谁？”、“我立于何处？”，即个体处于什么“位置”[1]24。简言之，身份/认同政治（politicsofidentity）就是关于“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s）之争的政治活动。身份/认同政治与“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直接相关，诸如妇女解放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实际上都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网络之中，争取合法或合理的主体位置。可见，身份/认同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主体位置”。值得追问的是，“主体位置”为什么能够取代“主体”而成为后现代政治的一项重要议题？它对于身份/认同政治理论的变革性意义何在？围绕“主体位置”问题，文化研究又是如何切入当代政治批评的？还有没有需要完善之处？ 　　一、从“主体”到“主体位置” 　　以“主体位置”取代“主体”，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议题。马丹?萨拉普（MadanSarup）指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共同点之一便是对人类主体的批判。结构主义的领路人列维－施特劳斯认为，人文科学的目标不是去建构“人”，而是去解构“人”。这早已成为结构主义的口号[2]1。自此以往，文艺复兴运动树立起来的战胜了“神”的人类主体，康德确立的能够为自然立法的先验主体，浪漫主义运动鼓吹的狂飙突进式的“天才”，乃至海德格尔和萨特设定的“存在先于本质”的生存论主体，无不面临被解构、被颠覆的命运。那么，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如何解构“主体”的呢？ 　　斯图亚特?霍尔区分出三种“表征”（即运用语言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模式：语言单纯反映已经存在于那里的关于物、人和事的世界的一个意义（reflective，反映论的）；语言仅仅表达说者或作者或画家想说的，表达他或她个人意向的意义（intentional，意向性的）；或者意义是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而被建构的（constructionist，建构主义的）[3]24－25。而索绪尔正是“建构主义”表征模式的始创者，他认为，“意义”是在语言或符号系统内部建构出来的，与现实世界中的“指涉物”无关。现在看来，索绪尔的这一观点意义重大，实现了从“给定实在论”到“意义建构论”的本体论转换，即是说，任何事物都没有内在的、固定的、事先给定了的意义，事物的意义是由语言或文化的符号系统赋予和建构的（这一观点实际上为后现代哲学的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关系主义、生成主义进路打开了通道）。照此推论，“人”的意义不能到符号系统之外的“现实”或“内心世界”中寻找，而只存在于符号系统之中。所以，霍尔指出，索绪尔在表征中废除了作为意义来源的、有完整意识的传统主体，主体应当隶属于语言，是“语言”言说了我们[3]55。进言之，主体或自我的身份，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往往只是一个“在语言中的位置”，一个“话语的效果”[1]188。 　　具体而言，将“主体”转换为“主体位置”，并使之成为身份/认同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工作是由拉康、阿尔都塞和福柯等人完成的。 　　拉康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重新解读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使精神分析学说牢固地根植于文化而非生物学之中”[4]123。他颠覆了弗洛伊德以本我为底座的人格结构说，突出了主体的分裂性，将主体从生物性存在转化为社会性存在。在拉康看来，主体的身份获取实际上是“误认”或“异化”的结果。第一次误认发生于镜像阶段，是想象性认同；第二次误认来自“象征界”的语言切割，主体被抛入广阔的文化、社会网络，只有在与他者的复杂联系中才能建构自己的身份。“对拉康来说，象征秩序是语言与被承认的社会意义的支配结构。人类的法律与文化，以语言的形式进行结合后而被具体化，靠著语言的结构形成主体位置，人并依著这主体位置来发言。”[5]107 　　阿尔都塞在1964年写的《弗洛伊德与拉康》即阐明了拉康对精神分析学的根本性变革，并拟将其带入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