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话语与抗争文化：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pdfVIP

第33卷 第4期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8月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和谐话语与抗争文化: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 胡摇 兵 [摘摇 要]摇 文章主张通过政治话语“和谐冶来导引抗争文化,寻找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 农村社 会的抗争文化与抗争事件密切相关,往往经过长时间的沉淀比较稳定。 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 集体公共文化不断弱化,抗争事件中政治因素趋向增强,使得抗争文化转向“激烈冶。 引导地域文化、关 注抗争过程、尊重司法结果,化解抗争政治,使得基层治理更加有序。 重建公共领域文化、引导外来多元 文化及去除抗争性的文化,使其转向“温和冶,从而达到治理的目标,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 [关键词]摇 抗争文化;和谐话语;社会治理 摇 摇 关于抗争政治的影响,西方先后形成了两大研究传统。 一是主要关注抗争政治对公共政策的 [1] 影响;二是关注抗争政治所具有的重大政治影响 。 在中国,以往的研究者指出,抗争行动一方面 淤 能够激发正面能量,媒体报道中不乏有从抗争转而“不抗争冶的底层群体 ,也有底层群众通过抗争 得以维护正当利益,从而为周围群体树立标杆,有助于底层秩序的建立。 另一方面,抗争也会带来 负面影响,一旦处理不当甚至引发骚乱或暴力冲突。 通常说来,新闻媒体对于抗争负面影响的报道 使得官方对于底层抗争格外敏感,使得抗争政治的负面影响过分放大,进而使得“维稳冶成为应对 底层抗争的重要的处理手段。 应该说,这两种结果正是官方处理当前抗争政治“两难冶处境的 原因。 试想一下,如果抗争者能够主动判断哪些抗争能够激发正面能量,从而排除那些带来负面影响 的抗争政治,那么抗争政治的数量将大幅减少,抗争政治也能够更好地与官方进行互动,推动官方 政策的回应。 抗争者如何有能力进行主动判断呢? 这里抗争文化便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西方 国家关于抗争政治的治理政策,即底层民众通过集体抗议所做的所有政治努力,实际上都是为了建 立一个真正的自我管理的社会。 本文根据对中原地区Z镇的田野调查,重点讨论从基层治理的角 度上如何导引抗争文化。 一、农村地区的抗争文化 (一)政治参与与抗争文化的互动 抗争文化包括平时的地方性知识结构、规则意识及怨恨意识,更确切地说,抗争文化与当地的 [收稿日期]摇 2016 03 22 [基金项目]摇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底层抗争与基层治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变 迁冶(编号为14YJC84001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从抗争文化到治理逻辑:我国基层 社会秩序的变革冶(编号为2015BSH005)和华东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的阶段性 成果。 [作者简介]摇 胡摇 兵,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邮编:200237。 淤摇 中国日报报道:“黄竹岗:昔日移民上访村、今朝致富导师村冶;江门日报报道新民村由上访村变成和谐乡;马慧 斌在硕士论文中也分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波头区文昌镇黄湾村从原来群众“扎堆冶上访的“落后村冶 成为远近闻名的村民自治“示范村冶的过程,参见文献[2]。 第4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胡摇 兵:和谐话语与抗争文化: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机制 ·77 · 政权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可以反映出当地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 只有通过有效的政治参与,政 治系统才能够在政治合法性、政策有效性与民众之间建立广泛的联系。 西方学者曾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动员式参与,自发式参与并不多,因此不存在真正的 [3] 政治参与 。 舒尔茨则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参与强调政策制定时公民意愿的 输入,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参与则侧重于政策的输出,即政策执行过程中公民的政治参与,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