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刘瑜自由从何而来.doc

柴静、刘瑜：自由从何而来 　　为什么选柴静和刘瑜两人一起上封面？ 　　首先她们都践行着自由精神；柴静视顾准为精神教父，为他写下《向自由致敬》，认为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刘瑜也想和文革中的顾准一样，“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当然还能找到不少理由：两人都是靠自身能力拥有在公共领域话语权的女性；都有柔美的外貌但一旦发声就不无犀利；都有自己的拥趸和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但没有一个理由像刘瑜自己对我们的表述那么有力：“我想之所以把我们想在一块，不是因为我们俩有多么相像，而是可能像我们这样的人太少了。” 　　柴静的旅行 　　《人物》记者跟随柴静一路从广州，到深圳，再回北京，我们更换了各种交通工具――火车、汽车、飞机。“没关系吧，要在意的是自己做的事情。我只会慢慢说给愿意听的人，与什么为敌很没必要。” 　　1000多人挤在广州方所书店外面，还有另外1000多名幸运者正在里面焦急地等待。这是2012年12月22日下午7点，柴静女士的新书《看见》的分享会即将开始。有人提前5小时在此排队，因为闷热，手里攥着的新书都被汗湿了大半本。长长的队伍从书店门口朝两个方向甩去，商场派出近10名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店门已经关闭，可前面些微声响就会引起后方的喧哗：“已经来了？已经来了？” 　　但当柴静从人群后面经过时，只有一个迎面而来的女孩捂着嘴，小声跟同伴说：“是她啊。”此外，再没人认出这个他们花费几个小时等待的人。尽管她没有刻意掩饰自己，抬着头向前走，穿着浅灰色的毛衣外套，戴着黑色围巾，牛仔裤脚有些磨损。既不高调，也不低调。 　　当她从一条安全通道进入书店后门，并最终在闷热书店小小的舞台上亮相时，现场爆发出尖叫和掌声。 　　那晚讲座结束后，柴静为读者签书，这本书随后在方所书店宣告售罄。相似的状况也曾在前些天的北京出现。一个下午，她签了6000多册书，队伍最长时从西单图书大厦里排到了长安街，有人数了数，从地下车库排上来要转26个弯。 　　毫无疑问，柴静是当今中国最受欢迎的女记者之一。她曾出现在非典前线，在疫情最严重的人民医院拍到29名感染者；她在新闻联播里开设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两会专栏，在晚间7点钟播放人大代表激烈辩论的片段；有一段时间她极度尖锐，受访官员恼怒地说从来没有记者这么提问，她则回答自己也从没见过这么没水平的领导；另一段时间她又宽厚温柔，当药家鑫的母亲在屋里哭泣时，她会走进去，扶住她的肩头。 　　某种程度上，她的被信赖度甚至超过她所供职的中央电视台。说话柔声细语、头发常挡着半边面孔的柴静还被视为“新闻斗士”。2011年，网帖传她因独立调查温州动车事故而被捕，可这不过与若干次“柴静被央视开除”一样，是个谣言。 　　第二天，在深圳的新书分享会上，她的好友、出版人杨葵前去捧场。他对现场上千名观众说，人们已经给柴静头上加了太多名头，“公知、意见领袖、新时代的林徽因”。柴静则坐在一旁的白椅子上，面无表情，直愣愣地拨扯着垂下来的砖红色围巾。 　　“牛逼吗？这才叫人生” 　　从广州，到深圳，再回北京，旅程里的柴静称自己是个“粗糙的女人”。前段时间，她将iPhone4掉进马桶里，把电脑落在飞机上，连带着丢失了记在里边的两年日记。她总是戴着顶灰色毛线帽，背着没有任何图案的单肩蓝布包，时常从里面拽出一大包电源线、一个棕黑色的笔记本或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因为笔记本电脑撑了出来，布包的拉链只能长期保持敞开。 　　与想象中电视人应有的声音条件不同，她说话音量极小，以至于有时我不得不倾斜着身子，将录音笔递到她嘴边。 　　但在最近一期《看见》里，柴静用比这还要小得多的声音完成了采访。那期节目的主角是一位遭遇性侵的少女，她因杀死施暴者而被判刑。身在看守所的女孩能接受自己的故事出现在电视里，但她提出，不希望现场有男性。可摄像、法警、法官都是男性，而他们又必须待在现场。于是，在那个闷热的房间里，柴静和女孩尽量坐近，只让摄像远远地拍一个女孩的剪影，她们用近乎耳语的音量完成了采访。 　　后来，柴静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了这期节目的采访手记。她说，有些事她可以问，但没有问。她在结尾处写道：“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个恰当的关系，关切超过了恰当，就是冒犯。不因为你是一个记者，就有权逼问所有的问题。” 　　按照柴静的好友和搭档、《看见》主编范铭的话说，2011年夏天开始做《看见》后，柴静不再像以前那么咄咄逼人，她重视“感受”多于“道理”，“体察”世间的矛盾多于“揭示”。 　　作为国家电视台的一分子，这种看法在柴静平静地接受主旋律报道任务时，最具意味。 　　她和央视“感动中国”之类的栏目联动，从几十位典型人物里挑选采访对象。她采访过一位靠上山当挑夫而将儿女送上大学的寡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