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生存——在音声中被建构与建构的阴阳鼓匠-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pdf

秩序生存 ——在音声中被建构与建构的阴阳鼓匠 1 吴 凡 关于音声环境（soundscape）一词，毋须在此赘述。笔者仅着重强调：它有别于一般意义 上的“音乐”界定，而这一冲破了既往概念藩篱的定义，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关注的视域。 本文的另一基点来源于“双重视角”的交织：在 “被建构”与“建构”中，历时与共时 （be constructed construct）地观察与书写。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生活中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关系。在实践运用中，它被越来越 多地作为一种阐释模式用于解释和分析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与现代化进程，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 框架。无论是在中心城市还是在僻壤穷乡，国家的符号或是国家作为符号出现在民间仪式之中、 或出现在民间仪式的场所和道具里。国家在场，无论是对于民间仪式力量及其相关人员的型塑， 还是对民间仪式的征用，都是意味深长的。 “大历史”与“小历史”，是与“国家—社会”视角关联的重要概念之一。以此对照近三 十年来的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界的学者开始了“眼光向下”的革命，更多的关注区域性（或 较小社区的）课题和“将目光投向人”的研究，希冀将生动的、复杂的民众生活基础还给严肃 的大历史。 本论文的关键词——被建构与建构，即是在上述理念之上、以晋北民间乐班的音声环境为 研究主体来探究国家与地方的双向互动，或曰对话。其中，“被建构”更多的是从历时的角度 来说，以纵向的维度来看国家和社会对一种类型人物及其班社（组织）的型塑。“建构”，则是 从乐班自身的主动层面而言，结合口述史和当下存活的信息，来分析生存于小历史中的人，对 大历史“游戏规则”的适应性调整与自发之变。 然而，现实中的“被建构”与“建构”，两者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被动与主动常常混融 在一起，在不同的时空点上呈现出两端极点之间的倾向不同。 一、研究地域及对象概述 1、研究地域概貌 山西北部地区属于北方文化圈的边缘地带，曾历经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变化，北方强盛的游 1 吴凡（1974-），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牧民族常常通过这里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友好的或战争的），中原文化与北方 游牧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晋北阳高县，北跨万里长城，以阴山余脉与内蒙古接 壤，自古是汉与少数民族交汇之地，素以 “山西之肩背，神京之屏障”而为兵家所注目。 据县志记载： 阳高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北有开山、守口、正门三个隘口通道，直达大漠草原。兵控 阳高，南制晋省，东打京冀……直至金元500 年间，山口、关隘在军事上处于次要的地位。元 末明初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以后，洪武一统中原，元残余势力及北方蒙古族仍不断骚扰边关，特 别是大同——宣化——京蓟一线，战争不断发生。明太祖只得设防九边，以 40 万大军驻守。 阳高重新成为军防重地，它是大同镇东路第一要素……因而派大将，拨重资筑周九里三十步的 阳和城，驻两卫之兵一万余名，兼守镇门、守口、镇宏诸口。2 作为“九边重镇”的阳高不仅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而显赫一时，而且因为重要地理位置 的设置由此带来了历史上曾经的商业往来频仍，其政治、军事、经济地位一度亦突显于北方地 域之中。 时过境迁，历史的巨轮已载着阳高县步入21 世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身为“九边重镇”之兵家要塞的阳高县不再是将帅的聚焦点。和 平年代带给人们的是生产建设与经济发展。阳高县里驻兵的身影似乎已隐藏在非高耸却险峻的 砾岩之后；武器重锱的滚滚车轮声，留在了老人们的记忆中。只有蜿蜒于杨家堡等村落外、直 通阴山余脉深处的一条异常宽阔与平整的柏油马路无声地提醒着人们：其地理位置在军事上仍 旧重要。今天，奔走在这条路上的常常是一群群瘦弱的牛羊、一辆辆簇新的摩托。路边小白杨 不大的树影下，偶尔会看见一对对亲密的年青人。 远离硝烟之后的阳高，相对于其自身来说，在生活条件上自然今非昔比；但相对于曾经 的喧嚣繁华，实在冷清了太多。从边塞要隘到偏远山区的地理位置的变化，阳高迅速跌落至穷 乡僻壤的境遇中。60 岁以上老人的记忆中，似乎对于往昔还是那样的留恋。那些久远的年代 对于年青人来说，已经相当陌生。他们似乎安然于“靠天吃饭”的困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