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语言学的方法论与论据-NTU.PDF

再论语言学的方法论与论据* —对“汉藏语系”改为“跨喜马拉雅语系”的质疑 罗仁地 著 黄成龙 宋 佳 译 [提要 最近，有人对大家所公认的汉藏语系提出质疑，这种做法是很好的，因为我] 们应该不断地对一些基本的假设提出质疑。本文就把汉藏语系改为“跨喜马拉雅语系”的 议题进行验证。由于该议题论据和实证不足，本文认为要把公认的汉藏语系改为“跨喜马 拉雅语系”的议题缺乏说服力。 [关键词 汉藏语系语言学  历史语言学  论证法  跨喜马拉雅语  汉语语言学  藏] 缅语语言学 一  引言 在过去26 年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一直主张针对汉藏语历史语言学和语言 类型学进行更科学化、更尊重语言事实、更具有类型学和理论意义以及逻辑严谨的分 a 析 。在 LaPolla （1990，1993）（还有 LaPolla Poa （2006 ）以及我有关汉语信息结 b 构研究的论文）中，我采用实证法分析汉语 ，提出证据质疑“主语”和“直接宾语”具 有共性的说法，同时指出组配系统的类型（t y pology of alignment systems ）也必须 c 涵盖语法上没有组配系统的语言，例如，汉语就是一种纯粹的话题— 评述结构 。 * 我在2014 年10 月举行的第47 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宣读过这篇论文。想感谢那时为这篇文章提供了宝贵意 见或者感谢我写了这篇文章并且强烈建议我将其刊布的同仁，也感谢David Bradley, Alec Coupe, Graham Thurgood 和匿 名审稿人的批评指正。我还要感谢Yvonne Tse Crepaldi, Stefanie Stadler 和Rik De Busser 对我德语文本阅读理解的肯定。 a　我之所以从哲学转向语言学是因为尽管前者有紧密的论据，然而却没有可以依赖的事实性“底线”去确定不 同的方法。遗憾的是，那时（20 世纪80 年代）的语言学掌控在乔姆斯基唯理主义哲学的手中，并且很多非- 乔姆斯基 学派的学术著作也充斥着论据问题。这里提及的论文企图让语言学回归到更加科学和严谨的方向。 b　有关汉语可靠而有事实基础的深刻研究早已由赵元任（如 1968）提供，但是赵先生的研究不是被误解了就是 被忽略了；汉语研究大多数著作是依赖于编造的句子，套用“语言应该是这样的”这种先入为主的概念，而不是依赖 谨慎的归纳法来进行分析。 c　之后的研究，例如LaPolla Poa （2006 ），表明塔加禄语和其他菲律宾型的语言也需要被识别为一个独立的 组配系统类型，而不是强迫它们穿上“作格”组配系统或者“宾格”组配系统的紧身衣。 2  《汉藏语学报》第 11期 在LaPolla （1992a）中，我对在原始藏缅语这个历史层次构拟动词人称标记理论 和方法上的合理性提出一些严重的质疑，文中同时展示， 使用语言功能和类型学为基 础的语法理论进行研究，会有益于我们的研究。我主张在构拟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 是内部的构拟，要先进行剥离语法化的层面，不要把明显的语法化结果构拟到原始语 言中去。文中更进一步指出，进行语言分析的时候，如果只透过观察少量不全面的语料 依据，将会导致错误的分析；例如，把藏缅语中有等级序列的人称标记分析成作格标 记，导致这种错误分析的原因是研究者只使用第三人称施事者的例子（例如：Bauman （1979），又如DeLancey （1989）把等级序列系统分析为作格）。文中，我指出零标记 （这必须涉及强制性而成套的形态标志）和简单的缺乏标记之间的区别，后者在藏缅 语中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名词短语的“格”标记在很多语言中都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成 必用的一套形式，只是在说话人认为需要避免歧义的时候而使用的。在这方面，LaPolla （1992b）进一步讨论了Matthew Dryer （1986）“主要宾语”标记（即受事者和接受者 的标记一致）的分析。D r yer 认为这种标志在所有呈现这种标记的语言里是一种句法 关系标志，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在藏缅语中不能成立，因为在实际应用中，当施事者与 非施事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