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十九章+从传统走向近代、当代的中国文化.ppt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中国近代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 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个从买办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主要著作《盛世危言》对中国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1896年4月，沈寿康在《匡时策》中也提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同年8月，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进一步说明：“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1866年，严复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 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普茨茅斯大学、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 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刑》、《严译名著丛刊》。 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 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 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 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 “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 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 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 严复认为，“体用者，即以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则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某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为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2、“全盘西化”论 首先使用全盘西化这个概念的是陈序经，但是最大的也是最有影响的西化论者是胡适。 陈序经（1903－1967）字怀民，广东文昌县(现属海南省文昌)人，1909年随父去新加坡读书，1925年7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大学毕业，1926年获美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学位，192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又留学德国，文化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1944年8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间曾会晤爱因斯坦，历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职。 1967年“文革”中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的特务间谍，2月逝世于南开大学，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