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的教育改革——对太学三舍法的考察胡永光北宋太学初建于.doc

　　北宋末年的教育改革——对太学三舍法的考察 　　胡永光 　　北宋太学初建于仁宗庆历年间，为范仲淹诸多改革政策之一项。其定位与国子监辖下的国子学不同，目的是为平民阶层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但此次改革颇为短命，肇建不久的太学不久之后即被纳入国子监的管理之下，发展也受到国子监的严重制约。1此情形直至神宗熙宁初年的王安石变法才得到扭转。王安石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在太学推行“三舍法”，即扩充生员人数，实行月考季选，品行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直接毕业授官。哲宗元祐年间，虽反对变法者控制朝纲，但太学三舍法仍持续运作。徽宗即位后，在蔡京的主持之下，三舍法的实行范围被推广至全国各地，掀起北宋最后一次地方兴学的热潮，史称“天下三舍法”。蔡京的这项改革持续时间不长，重和元年（1118）即在各州县停止推行，但是太学三舍法则一直保留，直到南宋末年。2 　　国内外史学界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已然是汗牛充栋，但大多数作品着眼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方面的课题，涉及科举教育领域的论著有限，而且也多集中探讨废诗赋、兴经义的科举改革和它对儒学发展或文学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3而王安石变法之三舍法教育改革，虽有若干学者从制度史或者文学史上进行过研究，但尚缺综合分析和深入探讨。4北宋官学的三舍法改革主要分为太学三舍法和天下三舍法两部分。碍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集中探讨太学三舍法改革的基本情况。笔者希望借助梳理此一时期的基本史料，重建太学三舍法改革的图景，并分析此改革对于宋代官学发展的深刻影响。三舍法自身体现出诸多“现代性”特征，笔者也借助对这些特征的理解来重新探讨西方和中国颇为流行的“现代史观”的局限性。 　　太学三舍法的制度分析 　　熙宁四年（1071）二月，王安石的科举改革正式拉开帷幕。以下这段《续资治通鉴长编》（后文简称《长编》）中的史料常常为今人所引用： 　　1李弘祺：《北宋国子监与太学的经费》，载《宋代教育散论》，台北：东升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79页。 　　2Thomas H.C.Lee李弘祺，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960-1278（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 985），p.68. 　　3相关论著可参见寺田剛：《宋代教育史概說》，东京：博文社1965年版，前篇之第三章至第七章；陈植鍔：《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7-1 50页； 　　4今人对三舍法的研究不多，可见李弘祺：《北宋国子监与太学的经费》，载《宋代教育散论》；袁征：《宋代教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150页；近藤一成：《蔡京の科舉學校政策》，载《東洋史研究》第五十三卷第一號1994年六月，第24-49页；以及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229页。 　　二月丁巳朔，中书言：“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此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复古矣。”1 　　此段开宗明义的提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也就是说科举选人制度的根本是学校建设；随后又指出改革的原因在于“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即缺少学校的学习环境和师生的共同切磋，学生很难真正成材。王安石推行的第一步科举教育改革是废诗赋，重经义，但其目的不是单纯的以策论考察士人的政治能力，而是“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也就是重新实行儒家经典理想中的三代“乡举里选”之法。王安石变法中，科举内容改革只是一个宏大的教育制度改革中的一环，真正的重点是建立一个以学校“养士”“选士”的制度，为国家输送人才的同时达到“一道德”之目的。“一道德”是宋代士人常用的词语，即对“道”与“德”的定义和理解应当同一、合一。王安石强调“一道德”，其实是意图把自己的“王氏之学”定为官方唯一承认的儒学体系，消除其他人对变法的批评和怀疑，一统政治和文化领域。 　　同年十月，三舍法改革正式在太学开始推行。《长编》记载： 　　中书言：“……（太学）其生员分三等：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不限员；自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以百员，内舍以二百员为限。生员各治一经，从所隶官讲授，主判官、直讲月考试，优等举业上中书。学正、学录、学谕于上舍人内逐经选二员。如学行卓然尤异者，委主判及直讲保明，中书考察取旨除官。”2 　　从以上这段史料可知，太学三舍法和以往的官学管理政策相比有三个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