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文献综述.docxVIP

建设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文献综述 武汉建设内河航运中心的政策背景 2007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部联合编制《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1]对内河运输进行了明确的功能定位，它提出“内河航道和港口是支撑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是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规划》将全国内河航道划分为两个层次，分别是高等级航道和其它等级航道；将全国内河港口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主要港口、地区重要港口和一般港口。本次规划的重点是内河高等级航道和主要港口。《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武汉等主要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 2011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2]就提出要“发挥港口枢纽作用，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推进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和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 在2012年《湖北长江经济带“十二五”规划》[3]中指明要“加快建设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推进武汉新港建设，基本建成以武汉新港为龙头，以宜昌组合 港、荆州组合港、鄂东组合港为支撑的现代港口群。” 2014年《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4]制订了长江的发展战略，提出长江要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 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并又一次指出“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南京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建设”，促进港口合理布局。 关于航运中心的内涵 Brett和Roe[5] (2010)认为航运中心是一个与港口贸易活动相关的各种产业集聚的经济区域。这一定义明确了产业集群与航运中心之间的紧密关系。尽管“航运中心”在国内普遍被翻译为“shipping center”，但是在国外相关研究报告与论文中对此却有“shipping center”, maritime cluster, cargo center” 和 “load centers”等不同的表达方式与含义。 林峰[6]认为“国际航运中心”即指以大型现代化深水港港口为枢纽核心。拥有覆盖全球的发达的国际航线，相应的服务网络和水、陆、空集疏运系统的物流体系，其中，深水港港口成为国际航运网络的终端节点，并能提供全球性的航运服务和航运市场交易，形成调动全球航运航线的重要港口。” 孙光圻[7]则认为“国际航运中心是指具有航线稠密的集装箱枢纽港、深水航道、集疏运网络等硬件设施和为航运业服务的金融、贸易、信息等软件功能的港口城市。” 郭永清[8]则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国际航运中心”的概念等同于国际航运枢纽，也不能简单地以发达的航运服务业作为成熟国际航运中心的标志，而主张从港口和航运业的发展规律来解释国际航运中心。他认为，国际航运中心是港口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与枢纽港有着本质区别。国际航运中心是指航运活动集聚的中心与城市，是航运决策、指挥与航运资源调配的中心。 茅伯科[9]也建议将国际航运中心定义为：“在一定的国际航运活动区域内，某些航运要素的集聚度、国际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最突出的港口城市。” 罗凯11.22增指出，国外并未明确对航运中心的概念，只是借鉴金融中心，将其几个方面的表现特点引入到对航运中心概念的理解上。事实上，航运中心是一个功能性的综合概念，它是以港口城市为依托，集商品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于一体，具有服务全球的综合性物流功能，能对周围地区和腹地差生巨大的经济集聚辐射作用，在国际海洋运输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国际航运枢纽。 甘爱平11.22增等提出了四代航运中心的特点，分别是第一代的“航运中转型”、第二代的“加工价值型”、第三代的“资源配置型”以及当今提出的第四代“物理空间上分离但是通过公共经营者或管理部门链接的组合港、虚拟组合港和海江陆多元直运为理念的港口”。同时提出，“国际航运”与“全球航运服务”将在第四代国际航运中心内被联手打造成“智力密集型新兴产业”，国际航运人才成为最宝贵的战略资源。 于敏，牛文彬[10]认为内河航运中心本质上是以航运为主导的航运物流产业要素的集聚。他们尤其指出“内河航运中心的特性不同于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缘于密集的国际航运干线，航运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其他运输方式，其他运输方式只能作为航运的集疏运方式，而内河航运方向单一，难以单独因航运而成为中心，即便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中心，也难以形成对经济的影响力。” 武汉航运中心的发展定位 陶加源[11]提出武汉航运中心的发展模式为腹地枢纽型航运中心，当前发展主要以武汉城市圈乃至湖北为主服务区域，兼顾中部地区；现阶段应以培育国内区域性航运市场和航运要素集聚等方面。 张林[12]认为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的战略定位应该是：中部地区主要的集装箱运输基地、船舶制造基地、航运综合服务基地、物流及贸易基地、航运科技与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