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阳明学的思想特质及其社会影响.doc

从熊泽蕃山的儒家思想中浅析日本儒学的特色及其社会影响 PAGE5 / NUMPAGES5 从熊泽蕃山的儒家思想中 浅析日本儒学的特色及其社会影响 【摘要】 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中吸取滋养，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的。到了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成为官学。随着中国阳明学和清代考证学传入日本，又相继形成日本的阳明学派、古学派、考证学派等儒学流派，造成了日本儒学的全盛期。熊泽蕃山是最早从现实中概括出理论的学者，曾师从中江藤树，后潜心研究儒学，本文即试图通过熊泽蕃山的儒家思想，进而阐释日本儒学的特色以及日本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 熊泽蕃山、日本儒学、文化影响 【正文】 两千年来，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占有重要位置。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后，在其传播发展过程中，逐渐与日本神道相融合，形成为日本的“儒教”，对日本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中国宋儒朱子学传入日本的江户时代，则是儒家思想传播的极盛时代，随着其传播与发展，出现了许多思想家和学派，日本儒学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熊泽蕃山的儒学思想与日本儒学特色 江户时代的儒学是一个容量很大的概念，其核心内容是以阐释中国儒学经典为基础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日本儒学来源于中国儒学，但又和中国儒学有着某些差异。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在日本化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改动和异化。 熊泽蕃山（1619—1691）是日本江户初期一位颇具特色的思想家，他潜心研究儒学，有很深的儒学造诣，他融合朱子重“穷理辨惑”之思和阳明重自反慎独之功，主张“万法一心，天地万物皆不外乎心”，“天人合一，理气合一”，“体用一源”。 他继承了中江藤树的神儒合一论，且有所发展。他认为，日本的神道是“天地一源”的神道，没有形象实体，可以藉儒家经典传达出来。他也借用了儒学智仁勇三德为日本神道做注解，把日本神道思想与儒家学说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继承了中江藤树重孝道的伦理道德观，以“孝”为天地万物一体之理，但主张以“心法”尽孝，简化儒家尽孝的礼仪。 因此看出日本儒教宣扬“忠”重于“孝”，“忠”是人的生活目标和道德职责，具有最根本的价值和意义。过去，天皇去世、日本战败，甚至因小集团的利益而自杀者都不乏其人，这种在日本人看来极其正常的事情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日本儒教发展了中国儒教君尊臣卑、君贵民贱的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却阉割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强调臣民对天皇和将军的绝对忠心和臣服。并划分了士农工商四个不同的等级，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划定了严格的界限，不准越雷池一步。 在镰仓、室町时代，朱子学虽已传入日本，但它是佛教的附庸，也罕见儒学的独立的抽象世界观思考。在室町时代后期，儒学教育机构足利学校虽曾以易学作为教学重点，但是，所进行的易学教育，与其说是作为儒学世界观的易学，莫如说是作为占卜的易学。很多儒学者并无兴趣进行世界观的抽象思考。 进入江户时代，日本儒学摆脱佛教而独立，这为日本儒学者展开独立的理性思维创造了条件。然而，日本的儒学者尽管接受了具有强烈思辨性质的中国宋明理学，并对其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是，宋明理学中思辨性最强的本体论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未能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接受了“理”这一范畴，他们也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与经验事物相联系的自然规律与道德准则，而不将其理解为形而上学的世界本体的存在。熊泽蕃山认为汉儒之功在于训诂，宋儒则功在理学，阳明学功在心法，虽各自不同，却是分居于学术发展历史的不同阶段，前后是相因相继的关系，所以他主张学术的发展应该“合时处位”，对于先师的学问应该既不违“实义”，又随时变通。 熊泽蕃山一方面提出“太虚”作为世界的根源，作为它的表象物引出万物和人类；另一方面，又把人类的“性”、“心”和“太虚”等同起来，因而陷入了主观主义。他的哲学是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他最重要的思想是认为政治的理论应随时（时间）、所（处所）、位（情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他批判了朱子学把圣人根据时、所、位来制订的“法”和“礼”看作是普遍适用的教条而予以遵守，认为应当视为“死学”。上述最重要的思想集中在《集义和书》、《集义外书》等著作中，是力图客观地掌握正在变化的社会，超出儒教的社会科学的萌芽。 日本儒学疏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是日本文化特异性的产物。 日本文化的“直观”性格或“即物主义”特色，也表现于日本儒学的认识论中。较之中国儒学，日本儒学的认识论更为重视感觉经验，注重事实、现象、经验和实证。从这一意义上说，就使日本大多数儒学者比中国的儒学者更容易面向自然界，更容易接受西万自然科学，更容易走上近代的科学认识的道路。 日本儒学思想的社会影响 儒家思想在日本有很大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