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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光复论文：静默中的悲伤 【摘要】侯孝贤于1989年执导上映的电影《悲情城市》反映了台湾光复初期，特别是“二二八”事件下的台湾人所要面对的种种社会变化和矛盾，电影深刻地体现了在特点的社会背景下，在大陆接管后，台湾人的不满、抗争到最后的沉默，表现了台湾光复初期大陆与台湾的社会冲突。 【关键词】台湾光复；侯孝贤；台湾人 1989年，由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执导的电影《悲情城市》发行上映，这部以台湾“二二八”事件为背景的电影，在上映前就由于题材敏感，挑战当时台湾社会禁忌话题而备受争议。同年，影片参加意大利威尼斯影展并荣获最佳影片“金狮奖”的殊荣，成为首部在世界级三大影展内荣获首奖的台湾电影。《悲情城市》以明显的的历史叙事形式，立意为那个时期不幸受难的台湾人写史，因此影片由一段历史文字开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五十一年。而片尾则是由另一段历史记述结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大陆易守，国民政府迁台，定临时首都于台北。在这两个极具意义的台湾历史纪事之间，《悲情城市》通过记叙林氏家族四兄弟在动荡岁月中的不同遭遇，呈现出台湾光复后的社会状况。 影片一开始在日本天皇投降诏书的广播下，以大哥林文雄之妻产下一子，取名“光明”为开始，似乎寓意着台湾结束日据时代后将迎来的美好明天，而这却恰恰是悲剧的开始。影片中，侯孝贤将故事中的主角分成不同的线索进行叙述，而这些路径又最终各自通往不同的悲剧结局，每条线条又隐含着导演所要表达的寓意。大哥文雄在与外省黑帮的争执中被枪杀，所指示的正是台湾本省人在与外省人的碰撞。二哥文森作为日本雇佣军远征南洋，音讯全无，展现了日剧时代下日本对台湾的伤害。三哥文良被国民政府以汉奸整肃，最终成为疯子，国家接管台湾后给台湾人带来的创伤在此亦可见一斑。四弟文清，自幼聋哑，最后却因为“二二八”事件后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死于狱中，其代表的恰恰是台湾光复后集体患上失语症的民众，然而即便对周遭表示沉默，依旧难逃时代的厄运。一家四子，文雄被杀，文森失踪，文良疯癫，文清被捕，一家四子，终难逃家破人亡。滴水藏海，蝼蚁活命，小人物，大社会，侯孝贤正是通过以一个家族的命运，呈现台湾光复后的社会状况，从历史中寻求答案。本文也将从影片《悲情城市》入市，探讨台湾光复后的台湾人。 一、接管前后的心理落差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被日本强行割占，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半个世界的飘摇，使台湾沦为“亚细亚孤儿”，台湾民众急切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满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愿望。10月，中国军队开始进驻台湾，台湾民众为引接国军，夜宿码头，通宵达旦。当国军抵达基隆，乘火车到达台北时，三十万市民，夹道欢呼，并高唱《欢迎国军歌》，其词曰：“台湾今日庆升平，仰见青天白日清，哈哈！到处欢迎，到处歌声，六百万民同快乐，壶浆箪食表欢迎！”①可见当时台湾民众对于回到祖国怀抱的欣喜之情。然而随着接收工作的展开，矛盾却开始日益凸显。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横向跋扈引起了台湾人的强烈不满。影片中有一段一群知识分子间的对话恰好反映出政府接管后台湾民众的不满，物价飞涨、外省官员任人唯亲、本省人失业严重、差别化对待台湾人，如此种种，都深深触动着台湾人的神经，甚至有人发出了“再这样搞下去，台湾迟早要出事！”果不其然，随后，“二二八”事件爆发。 台北人周秋金曾经这样描述国民政府接管后的台湾社会情况：“台湾光复后的社会情况与日据时期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台湾光复之初，台湾人对于重归祖国怀抱，莫不欣喜万分。当国军来台接收，全省各地都有欢迎的场面。汐止人亦不例外，……然而，一下火车的国军即破口大骂：他妈的，开枪打死！而且他们衣衫褴褛，脚穿草鞋，肩膀扛着扁担，如此形象令当场欢迎的群众感到十分失望。……由于他们的生活习性与本地人不同，加以存有欺负本地人的心理，故“二二八”发生前，常闻听他们买东西时，要求生意人折价出售，或是随便给些钱就把东西拿走。除此之外，当时士兵纪律败坏，平常看到他们总是衣衫不整，在路旁抽烟、吃东西、带女人逛街，或者是在市场上买菜，形形色色都有。”②不难看出，当时台湾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接管带有极大的期望，甚至会将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然而国民政府的一些所作所为却令台湾人极为失望，甚至产生了不满的情绪。以至于日据时期反日左翼文学家王白渊对于接收四个月以来的乱象，在其《在台湾历史的相克》一文中指出：“台湾虽在日本帝国主义高压之下，过着半世纪之久之生活。因此其意识形态，社会组织，政治理念，均属于工业社会之范畴。当然台胞本身不能说是工业民族，但是亦不能说是农业社会的住民，毕竟受过近代高度资本主义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