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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公共利益的道德基础与范式建构 　　【摘要】公共利益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或特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主体利益相一致的方面，它不同于国家利益和集团（体）利益，也不同于社会利益和共同利益，具有主体数量的不确定性实体上的共享性等特征，如何识别公共利益是行政伦理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一直以来，公共利益都在行政伦理视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从公共利益的道德建构、政治建构、社会建构等三方面对公共利益有一个全新的解释，以及这三方面建构所对应的理论范式，从而解决了公共利益在理论方面的困境。 　　【关键词】公共利益；建构；范式 　　一、公共利益的道德建构——共同利益 　　从古希腊人对苏格拉底的审判，罪名是“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的神”和“败坏了青年”。[1]引发了人们对公共利益的思考。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也评论道：“苏格拉底个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但他旋即话锋一转，说苏格拉底的言行“伤害了雅典人民的伦理和精神生活”。言下之意是，苏格拉底的言行触犯了公众的利益。[2]。 　　《理想国》讨论了柏拉图对利益问题的研究。柏拉图认为个人利益要符合公共利益。满足了个人利益，整体的公共利益就满足了，最后达到共同幸福。“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此公共利益与个人的善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共同利益思想。由于利益对人的存在和法则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渴望得到利益，总是不停地追逐利益，总是力求实效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法则以及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开始出现分化，这突出体现在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对立以及阶级的产生上。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之间依然存在着共同利益。这是因为，个人往往是从属一定的利益集团的，如部落、民族、国家等。 　　二、公共利益的政治建构——政府利益 　　在罗尔斯看来，“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人的基本自由是第一位的。此外，正义对效率和福利也存在优先性—罗尔斯的第二个优先规则。[3]如此看来，符合人民真正需求的公共利益应当包括自由、平等、公平、福利等基本方面。因此，行政人绝不能将公共利益作狭隘的理解，局限于单纯的物质利益的考虑。很多政府官员倾向于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就是彻底的为人民服务了。我们认为，经济发展、物质丰裕无疑十分重要。但如果仅限于此，那么，在柏拉图看来，那就等于将人贬低成为只知道吃食的猪了。任何践踏民主与自由的公共行政都不是正义的行政行为，任何置身平等、自由等基本价值之外的公共服务都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康德开创的契约论将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从结果转移到程序上来，从实质正义转到程序正义上来。康德认为，功利主义把整个社会当做一个单个的人，把许多不同的欲望合并成一个单一的欲望体系，并试图将其最大化。 　　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鲜明地指出，“公意”不等于“众意”，社会的“公共利益”不等于某局部组织或团体的“共同利益”。判断一个政府的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看其统治的立场和出发点是否是公共利益，是否有利于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卢梭讲的公共利益决不限于物质利益，而是包括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等价值成分，而且，以公意为基础的退出自由似乎成了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思想。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否与公共利益一致，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而定，如果是少数人统治，统治阶级的利益就只是该阶级的“私益”。国家利益只有以民主为前提，体现多数人利益，才具有公共的意义。 　　三、公共利益的社会建构——社会福利 　　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包含在文明社会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愿望或需要，既有关于保障家庭、宗教、政治和经济各种社会制度的利益，又有一般道德方面的利益，使用和保存社会资源方面的利益，以及个人生活中的社会利益。[4]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体的，这是因为只存在一种市民共同体——政治国家。它结构单一，人们的生活高度政治化，国家利益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前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交往关系中形成新的自治共同体——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独立出来，由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便有了清晰的界限。与追求政治利益的国家不同，社会以经济关系为核心，靠社会成员间的文化纽带联结，所以社会利益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以维护社会的自治和良性运转为目的。市民社会当然有其独立的公共性利益，但它并不等于“公共利益”，因为谈论公共利益的语境并非市民社会，而是结合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现实社会。 　　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大思想家亚里土多德就说过，人是无生的政治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必须过群体生活。如果脱离了群体，人就不成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