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蒲桃社期间袁宏道散文风格的流变.docVIP

PAGE PAGE 1 概述蒲桃社期间袁宏道散文风格的流变 　　【摘要】以万历二十九年袁宏道归居柳浪别业为界，可以将其文学生涯分为前后期。袁宏道在蒲桃社结社期间刚好处于前期的末尾，又夹带后期的闲适思想。因此，可以从诸多方面研究蒲桃社期间袁宏道散文风格的流变。最后，总结和反思蒲桃社期间袁宏道散文风格的流变。 　　【关键词】袁宏道；蒲桃社；特殊性；散文风格；研究结论 　　一、蒲桃社期间的特殊性 　　1、蒲桃社及其大概的起止时间 　　万历二十六年，袁宏道听从大哥袁宗道的召唤，到京城吏部选官，被任命为京兆校官、顺天府教授。十月，袁中道也入太学完成其学业。蒲桃社开始时间是万历二十六年十月以后，主要成员有三袁、潘士藻、刘日升、黄辉、陶望龄、顾天峻、李腾芳、吴用先、苏惟霖等人。他们于城西崇国寺蒲桃林结社，故名蒲桃社。结社期间，他们多在一起论学。蒲桃社结束于万历三十年李贽事件后。但是，在袁宗道死后，中郎心力憔悴，已无心文学结社。万历二十八年冬，袁宏道上《告病疏》，乞求回家终老。万历二十九年春，袁宏道如愿所尝，回公安县老家闲居。因此，本文将袁宏道蒲桃社期间的散文创作暂且归结为万历二十六年十月以后到万历二十八年冬，搜集这期间的散文作为研究的对象。 　　2、袁宏道蒲桃社期间的散文在其整个文学生涯中的特殊地位 　　学术界基本上以万历二十九年为分水岭，将袁宏道的文学生涯分为前后期。袁宏道在蒲桃社期间的散文创作是一个特殊时期，它处于前期的末尾，同时略带后期的些许风格。在险恶的仕途之中，袁宏道力矫复古的激情慢慢淡去，开始追求较为安逸的生活。在大哥宗道死后，中郎彻底与仕途决裂，辞官而去，过着闲适的日子。 　　二、蒲桃社期间袁宏道散文风格的流变 　　1、从矫激到稳实的文风 　　袁宏道结蒲桃社的初期，依然秉承吴县县令期间的矫激态度，高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革新大旗。从袁宏道作于此期的一些序文中不难看出，他反对复古的矫激之情犹在。在《叙姜陆二公同适稿》中，袁宏道一针见血的指出吴中“诗道寝弱”的原因，是由于“剽窃成风，万口一响”、“递相临摹”。针对这种弊端，袁宏道高赞姜、陆二公“意兴所至，随事直书，不独与时矩异，而二公亦自异”。明确提出必须“独抒性灵”，才可拯救衰败的文学。而在《叙梅子马王程稿》中，中郎通过与梅子马的对话，指出拘于格套和剽窃模仿是当下文学界的两大弊端。要解决这种弊端，就必须“独抒己见，信心而言，寄口于腕”。 　　京师为官一年之后，由于学识的增加，蒲桃社结社论学的深入，袁宏道逐渐领悟到文风除了新奇之外，还需稳实。在《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中，袁宏道直接明说“龙湖（李贽）等所见，尚欠稳实”，这等于是对授业恩师文风缺点的一个指暇。紧接着，他继续反思自己以前写文章、做学问的漏洞：“向者所习，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遗弃伦物，偭背绳墨，纵放习气，亦是膏肓之病”。从他作于万历二十八年赴河南途中的《良乡三教寺记》一文中可见一斑。 　　2、由“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走向注重学识 　　袁宏道任吴县县令期间，在《与张幼于书》中就鼓吹“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的文学创作观点。写于蒲桃社时的《徐文长传》，就先从自己随意翻看到徐文长的作品开始写起。然后“信心而出”的大为赞叹其作品的新奇，从而萌生写《徐文长传》的念头，接着“心口而谈”自己听到的关于徐文长的种种事迹，最后加以议论并附着梅客生对徐文长的评价。全文总的来说，一气呵成，绝不拖泥带水，是袁宏道“信心而出、信口而谈”风格的延续。袁宏道为其四个家仆所作的《拙效传》，更是秉承着这种文风。中郎在文中直书冬、东、戚、奎四个钝仆的真诚、朴拙和可笑之处，读起来毫无矫揉造作之嫌。让读者在嘻嘻呵呵之中，淋漓精致的感受到袁宏道写文章“信心而出、信口而谈”的妙处。 　　万历二十八年（1600），袁宏道升为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在这个较为清闲的职位上，袁宏道的闲暇时间变得更加充裕。利用这段时间，他充分研究宋人的著作，在研习这些散文大家作品之后，袁宏道的学识和见识都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在这以后，袁宏道没有再一味的提倡“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反而更加注重学识的作用。在《答李元善》中，中郎对李元善说“近日，与舍弟日课诗文一篇，暇则读书，胸中浩浩，如涨水忽决，云卷雷奔”。而在《叙四子稿》一文中，袁宏道直接了当的指出学识的重要性，此时的中郎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学识对于文人和文学的至关重要性，并希望“诸业举者”加强学识的修养，然后才可论文学。 　　3、性情疏放之后，归隐之意渐生 　　袁宏道和诸多文友们在蒲桃林荫之下高论文学、开怀畅谈，悠游自得，颇似“竹林七贤”之风。没有了县令期间公务的压身，袁宏道在文章中多表现出性情疏放的一面。作于此期的《醉叟传》，语句之中，也流露出袁宏道自己对这种放达性情和生活方式的肯定。另外，在《斗蚁》、《斗蚊》、《时尚》等文中，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