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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价值再造 （韩志辉、雍雅君/文） 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投入了 4 万亿元刺激经济发展。但是，制造业面临的 困境并没有消失，甚至加剧了危机的积累。2014 年，沿海发达区域企业倒闭的消息不断传 出，苏州、东莞等地出现了多起手机零部件代工厂倒闭、老板跑路事件，上万工人失业。制 造业困境正在弥漫，从长三角地区向其他东部省市和中西部地区扩散。 过去 30 年中国制造业粗放式发展已经难以继续，大量中小型制造企业陷入困境并关门倒闭的原因主要有：成本上升，尤其是人力成本的上升，产能过剩，附加值低，税负高，融资难。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 年 2 月份，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 4.8%，环比下降 0.7%，生产资料价格频跌，连续 36 个月下滑；同时，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在荣枯线徘徊。 未来 3 ～ 5 年，中国制造业正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大考验。 2015 年 11 月 10 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高层屡次提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财经界热议的新概念。 这里，我们从中小企业发展的角度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见图 3‐1）。在十八 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中，第一次公开表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是在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的新提法，因为过去中国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主要依靠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俗称“需求侧”，而与之对应的就是“供给侧”。 但是从目前的国际宏观形势看，出口乏力，过去轰轰烈烈、高歌猛进的出口形势很难再出现；另一方面，投资回报越来越低，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严重。那种由国家主导的、基建为导向的、由大规模投资引导的经济模式并不能有效地拉动需求。 首先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需求，并不是经济短缺时期的温饱型需求，而是更高层次的、个性化的需求。原来增量扩能的方式与更高层次的需求严重不匹配。 中国面临的问题显然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国民蜂拥到日本买马桶；一方面国内奶粉行业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澳洲、德国的奶粉被国人买得断货。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缺陷：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一些行业过度投资、过度发展；政府管制太多、法治薄弱，严重抑制了创新活动，减少了有效供给；中国企业普遍停留在低成本竞争阶段，中国目前的供给现状是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无法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结构。 此前“凯恩斯主义”色彩浓厚的需求刺激政策，并未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反而制造了 一次暴涨暴跌的股市大泡沫，放大了金融风险。痛定思痛，中国政府下决心开始拥抱“供给 经济学”。 可以说，从凯恩斯主义到供给经济学，中国宏观政策正发生一场大转型。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当前中国大力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地讲，是由于中 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主要的供给是面向低收入群体，许多人一直以为中国人购买力有限， 长期以来，薄利多销、小富即安的心理左右着企业家的思维。而实际上，中国国民的收入在 10 年里大幅提升，如今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需求侧早已发生了质的改变。这是供给侧改革如此急迫的根源。 综合来看，供给与需求错位主要有以下领域：需求已经或正在升级的领域有医疗、教育、养老、环保和机器人、高科技等领域；而当前依然供给落后的领域集中在钢铁、水泥等重工业行业。因此，中央提出，坚定不移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眼于矫正供需结构 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 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往远处看， 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从全球看，越来越多的国家 认识到，结构性改革才是走出眼前困境的根本之策，但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供给侧改革怎么做？在 2016 年 1 月份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专 题研究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提出了“五个搞清楚”，即搞清楚现状是什么，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搞清楚谁来干，搞清楚怎么办。 去产能，各地要明确具体任务和具体目标，加大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等各种 门槛准入、制度建设和执法力度；处置“僵尸企业”，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 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 去杠杆，要在宏观上不放水漫灌，在微观上有序打破刚性兑付，依法处置非法集资等乱象，切实规范市场秩序。 去库存，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健全农民工进城的财税、土地等配套制度。 降成本，就要把整体税负降下来，把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