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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管理框架的构建 作者：天天论文网 日期：2016-6-24 10:24:08 点击：0 一、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管理内涵 “企业社会责任”(CSR)最早由Sheldon(1924)在其著作《管理的哲学》(《ThePhilosophyofManagement》)中提出的,指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应兼顾对员工、消费者、社区等群体的责任。CSR从是否需要履行到最终达成共识的历史演进过程表明,“对CSR?定义、内容等基本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是随着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1]。20世纪30至70年代,在CSR概念提出初期,Berle和Dodd、Manne曾就CSR是否属于管理层的受托责任以及是否属于企业应承担的义务进行了两次激烈的辩论;虽然“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但实质上并未取得广泛认同。与此同时,“利润至上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反而使古典CSR观占据了主流地位,即以Levitt(1958),Friedman(1962)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企业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是危险的行为[2]。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企业扩张带来了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的管理危机使得CSR?开始重新被重视起来。Johnson(1971)、Carroll(1979)以及Freeman(1984)等学者相继提出了CSR应以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为基础的观点,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可[3]。 有关CSR的理论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由“定义”(What)转向与“战略管理”(StrategyManagement)相融合。最早提出“战略性CSR”的Burke Logsdan(1996)认为,CSR对企业和社会的回报是双向的,当CSR有助于企业实现使命时,CSR便上升到了战略高度[4]。在西方CSR文献中,CSR战略一般被认为是利用CSR所带来的机会,用以谋求竞争优势的战略(Husted;Allen,2007)[5]。例如,战略学家Porter Kramer(2011)认为,战略性CSR?是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社会责任[6];McWilliamsSiegel(2011)指出,战略性CSR的履行可提高企业的声誉,创造商业价值和竞争优势[7]。此类观点也得到了我国学者的赞同,如,邵兴东(2009)认为CSR战略能使企业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多赢共存达成愿景与使命[8]。由此,能够达成共识的是,CSR?战略不仅能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9],同时还最大化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朱权,2011)。从国内相关研究来看,赵艳荣(2012)以企业现实CSR表现为切入点,提出纳入企业战略管理的CSR事后评价体系[10];许正良、刘娜(2008)等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分析、设计、执行和控制四方面探讨了CSR战略目标管理问题,并提出企业在现代动态复杂的经济环境中维持良好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性[11];眭文娟(2012)等基于CSR协同演进观,以行为战略与组织绩效相互作用演进模型来区分企业的CSR战略管理行为。这些研究丰富了CSR战略管理理论,但CSR?战略与经济环境互动的传导机制尚待进一步探讨。因此,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不同国别制度与文化对履行CSR?的影响[12],例如,陈定洋(2011)认为,制度变迁会影响CSR的实施路径;赵丰年(2008)和宋歌(2015)提出,政府可用经济制度引导企业履行CSR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管理;周中胜(2012)指出,制度动因会有力驱动企业的CSR?行为;李冬伟(2015)则认为,上市公司CSR战略选择会受到更大的制度影响[13];黄晓鹏(2007)的研究表明,企业的CSR策略演化受内部规则(利益相关者)和外部规则(政府选择政策)的双重影响[14]。 以上学者的研究表明:企业在制定和实施CSR?战略时,综合考虑企业内外部经济环境至关重要。因此,本文采用规范研究演绎法,从宏观经济到微观企业对新常态经济环境下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企业CSR战略管理三者的作用规律进行分析,力图准确把握新常态环境对企业CSR边界和战略内涵及外延的影响,探讨构建新常态下企业CSR战略管理框架,以期对企业的CSR?战略行为及政府CSR?配套体系的建设方向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 二、新常态经济环境、企业社会责任边界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管理的关系 企业的经济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社会经济状况的抽象总和,它包含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等四个要素。经济水平(规模与速度)、经济结构(产业、分配、消费以及技术)、经济体制(组织),既是经济环境的构成要素,也是经济政策的调整对象。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