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是如何崛起的.ppt

1、中国儒学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相比较，是不太热衷于抽象的本体论的讨论的，而相对地注重人生哲学与人的修养的研究。日本儒学较之中国儒学则更为疏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这或许与日本文化的直观性格有关。 2、日本文化的“直观”性格或“即物主义”特色，也表现于日本儒学的认识论中。较之中国儒学，日本儒学的认识论更为重视感觉经验，注重事实、现象、经验和实证。 3、日本儒学的伦理观与中国儒学的伦理观相比较，更富于感情色彩 这一特色与日本文化较之理智更重视感情的性格或许有关。 4、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指出:在中国儒学中，“仁”被定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在中国儒学中，“忠”是有条件的，而在日本，对主君的“忠”则是无条件的，在近代日本又努力使“忠”无条件地归属于天皇一人。 5、中国儒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质，而日本儒学则长期与佛教、神道等其他思想共存。这也是中、日懦学的不同之处。日本儒学的共存性，实际是曰本文化的多元共存性格的表现。 日本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选择、接受、排斥、消化和变形，是有一定标准的。这一标准就是“实利性”或“有用性”。有用时即用之，无用时即弃之，根据需要而变形，以我(日本社会与文化)为主，为我所用。 日本儒学与其他思想的多元共存，以及与固有思想的融合，从思想这一侧面表明了日本文化多元共存的性格，反映了日本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十分注意保存固有文化并将它们互相融合的传统。 日本儒学的特色，既是日本文化特异性格的产物，又是日本文化特异性格的表现。通过上述对于日本儒学的特色的考察，我们便可窥知日本文化重直观、轻抽象，重感情、轻理智，有用性决定文化选择取向，多元共存等特质(当然不是日本文化的全部特质)。 中国是文化中心（保守、有惰性），日本是文化边缘（激进、活跃，且容易接受外来文化）。 日本具有欧洲性质。 8、普遍接受维新思想 维新要有新思想，此时的日本已经有了充足准备。著名学者福泽谕吉（1835-1901）感到只在日本学习兰学视野过窄，于1862年利用译员身份随使团游历欧洲。他没有停留于表面的繁荣和技术的先进，而是深入考察欧洲的商业、军事、政治、法律、教育、科研、外交等诸多方面，回国后痛定思痛，著书立说，倡导西学，后来还提出“脱亚入欧”论。福泽谕吉的学说在日本影响巨大，他的著作维新人士几乎人手一册。考察西方、研究西学在日本蔚然成风。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官员努力实践推进，日本国力与日俱增，朝鲜、中国、俄国相继成为验证明治维新成果的试验场。福泽谕吉是全面审视工业文明的亚洲第一人，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理论家和设计师，因为思想上“脱亚入欧”，行动上必然是“侵亚排欧”。 福 泽 谕 吉 日本最大面值一万元纸币上的福泽谕吉像 1867年，福泽谕吉提出“文明开化”，1868年明治维新，“文明开化、植产兴业、富国强兵”。具体表现为：A、“王政复古”（政治改革）。推翻德川幕府。江户、京都两个中心，二元政治体制。天皇统而不治。打着天皇的旗号推翻幕府。B、“废藩制县”，取消藩和武士制度，对其实行赎买政策。 海洋国家、庄园经济、贵族制度、文化边缘等。使明治维新是全盘西化。 而中国洋务运动只是技术变革（引进技术），所以没有成功。 （三）无视国际公法——挑起战争 1894年春天，朝鲜半岛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6月3日，朝鲜李氏王朝请求中国派兵助剿。清廷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照会日本政府，说明中国派兵是应朝鲜政府请求，属于“保护属邦旧例”。此前，日本居心叵测地多次通过外交途径怂恿中国尽快出兵，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廷竟轻信了日本的保证，毫无顾虑地钻进了圈套。6月4日晨，北洋海军“济远”、“扬威”两舰赶赴仁川；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2000余淮军渡海前往朝鲜牙山。 　　当叶志超、聂士成所部清军于6月12日在朝鲜半岛牙山湾完成登陆时，日军先遣队和8艘军舰也已进抵朝鲜，7000余人的混成旅团开始登陆仁川。事实上，此时朝鲜形势已经趋缓，当中国提出按照《天津条约》双方撤兵时却被日本拒绝。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公开承认他就是“想借此好题目”，如果不能协调双方关系，便“索性促其彻底决裂”。 　　7月17日，日本召开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战争。7月21日，中国向朝鲜牙山的增兵计划开始实施，清政府仍以为日本不会挑起战争，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出于安全考虑，中国雇佣了英国公司的“爱仁”、“高升”、“飞鲸”3艘商船运兵，认为这至少可以让日本顾忌“万国公例”而不敢擅自攻击。22日，北洋海军3艘军舰奉命从威海出发驶向牙山护航。 　　然而，日本通过在华间谍系统获取了中国向朝鲜牙山运兵和护航的详细计划。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起航前往牙山。7月25日，双方军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