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读书报告.doc

《资本论》读书报告 简要背景 在流亡伦敦的日子里，马克思历尽颠沛流离之苦，备尝丧子之痛，然而却迎来了一生创作的“黄金时代”，他以几十年的心血和精力研究并完成了科学巨著《资本论》的写作。《资本论》是马克思理论中最伟大的成果。 一、创作前的准备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843年主编《莱茵报》时的工作。当时，马克思在分析德国的社会问题时就对物质利益关系做出了初步探索，这成了他日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早动因。创办《德法年鉴》时，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指出，法的本质必须到现实的“尘埃”中去寻找。他认为只有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才能真正洞察资本主义国家和法的关系。由此，马克思开始考虑对资本主义“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的研究。同期，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大纲》，深深地引起了马克思的兴趣，它吸引马克思开始对经济学进行全面研读。 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动因，是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的需要。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非常感兴趣，但又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非常不满，他决心突破空想社会主义者单纯的批判意识，力图通过分析现实社会关系，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而找到共产主义理论的科学立足点。因而，对现实的批判成为马克思创立科学共产主义（后称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 1843年到1844年期间，马克思逗留巴黎，他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诸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著作。从马克思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可以看到，这是马克思已经对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史和现实经济问题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甚至还力图作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尝试。在流亡布鲁塞尔期间，马克思撰写的《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都对政治经济学作了或多或少的探索，其中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则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论成果。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范畴、资本的雇佣劳动、利润和工资等概念作了独立的探索。他认为：“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和利润的时候，才叫做资本”，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这些结论都已经比较接近《资本论》的分析了。 马克思认为，一个有作为的革命家绝不可能是一个离群索居、不问时事的孤独的人，长期把自己封闭在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中，绝对创造不出有价值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时常抽出时间到社会中去，不仅认真地了解社会和工人阶级的状况，还与他们一起讨论日常的柴米油盐和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予了热情的指导，时常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用热情洋溢、浅显易懂的语言向他们讲解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大量的革命实践活动不但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 二、《资本论》的写作 在伦敦期间，马克思经常出入大英博物馆，在那里如饥似渴地研究政治经济学。10点的钟声刚刚敲响，他就准时到达博物馆固定的座位伏案工作，指导晚上博物馆闭馆。马克思研究室，常常情不自禁地用脚在地面上摩擦，天长日久，竟把座位下的水泥地面磨去了一层，在大英博物馆永远地留下了它勤苦学习和研究的“足迹”。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以及相关的一些学科和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大英博物馆里，他的桌子上常常摆放着堆积如山的各类图书。他使用的每一个论据和数字都有确凿可信的材料基础。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大阅读了1500余部著作，仅在《资本论》一书中就可以见到他引用的书刊资料就有800余部。在《资本论》有关中国的谈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当时的现状相当了解，这里援引一例。马克思谈到信用货币时，在一个注解里，提到1854年（即咸丰四年）清王朝币值改革的一个悲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由此可见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接触材料之广泛，研究之深入。 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马克思没有急于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其原因是马克思的工作作风一项十分严谨，从不愿意轻易地发表自己认为还不够成熟的作品，生怕由于自己的失误或不慎而贻害读者。即使是修辞方面存在的小问题他也从不马虎，经常为修改著作中的某些词句而冥思苦想，反复推敲。 对于马克思这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恩格斯既十分赞赏佩服，也感到有几分焦虑——他希望马克思的经济学巨著能早日与读者见面。为此，他曾写信催促马克思：“对你自己的著作哪怕就稍微马虎一次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