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中国部分.doc

PAGE PAGE 2 《哥伦比亚大学版世界史》 之中国部分 译者：张镔 　　　　 译者弁言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新的世纪，中国的人文教育应该展开新的一页。 　　 民国时期是 1840 年后中国向西方学习，播西学东渐之种后开始收获的时期。学科建设突飞猛进，成就斐然，历史学也不例外。其中以中央大学历史系最为突出，涌现了不少开山级人物，其中包括柳诒徵，沈刚伯。这些人的特点是都曾留学国外，接受过西方正规学术训练，并把西方学术思想带到中国课堂实践，从而大大缩短了中国人文学术同西方的距离。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例如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英美法建设。 　　 但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原因，导致现在中国人文教育发展缓慢。 　　 除官方教科书之外，就中国大陆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人物而言，有钱穆和黄仁宇，他们的特点是自学和半路出家，当时中国大陆民众获得的信息窄，精神产品缺乏，从海外带来的清新空气，如春风化雨，遍传大江南北。但其真正内容，由于自身知识结构问题，视野狭窄，渠道不宽，无法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跟其巨大的声誉是不相称的。 　　 以文学方式讨论历史的知名人士有李敖、柏杨、易中天和金庸，再加上百家讲坛的人物，这是大众了解历史的主要渠道。但是，上述的传统，包括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是普遍以文学的方式理解历史，对文学性和历史性混淆不清，对于历史事件的起因，往往强调人力的作用和对人物的崇拜，而忽视非人力的作用。作者往往缺乏逻辑学、哲学素养和笛卡尔式的理性思维。严格意义上说，这些均不是历史学。对于读者而言，除了感官愉悦之外，并无思想上的增益。而一个民族如果整体从戏说的角度了解历史，也必然间接影响到民族素质的提高。 举例来说，一般民众和易中天式的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三国历史，在本书中只有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带过。能够把文学跟史学进行区分，是历史学认识的第一步。可以这么说，以权谋术为核心的三国历史，没有给中国文明人类文明提供有益的经验，对中国文明世界文明均无贡献。三国式的权谋历史概念，对开放性世界性的公民精神不利。内耗型、零和效应的权谋之术，汉蒙汉满之争，等等，均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然而这并不是说文学性的历史和历史学就应该是矛盾和对立的事，相反，历史智慧和思想的普及，本质上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工作，但这取决于作者的思想和智慧，无论其是否历史专业出身。《世界史纲》作者也非历史学家出身，然而，其作品展现的深度，即使真正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叹服。百年前他对中国的评价，直至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思想价值： “为什么它（中国）没有把这个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支配全世界的地位保持到今天呢？” “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组织一个对世界近代科学起先导作用的记载和合作探讨的体系呢？虽然他们的一般训练是礼貌而克己的，为什么思想教育没有渗透到一般民众之中呢？虽然他们天赋才智特别高，为什么中国广大群众从来一直是，而且至今还是文盲呢？” “情况也许是，中国受教育的阶级因为在它最易受感染（接受能力最强）的年代就专心攻读经书，使得它必然对它曾勤攻久习得这种传统学问有了偏好。很少人会甘愿放弃头脑中久已苦心建立的知识系统（体系），去支持其他新奇的东西。” （《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第十五版）（英）赫·乔·韦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9 月出版，第 29 章第 8 节“中国智慧的束缚”第 629-635 页。） 《世界史纲》也是文学性的，普及性的，但其精神内核是现代历史学的，不会像在中国大陆那些深受欢迎的作者那样，沉醉于古代中国的权谋术之中不能自拔。他们有深刻的社会责任，以全球性的眼光关注人类文明。 另外，分析型的历史学，对国家公司治理制度改进人力动员等等方面，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社会的进步，客观要求社会各层精英对历史学有进一步的认识。 　　 西方学术，就历史学而言，以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为指导思想，侧重分析性研究，是科学历史学，技术历史学，手术刀式的历史学。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韦尔斯提问的答案，还可以对以下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非人力的作用对历史起因的重要性。 古代社会对商人阶层的歧视所造成的后果。古代政府对高利润商品的垄断，古代政府对土地征收高额税，因为有了高额税收，放任土地兼并，造成的后果又是什么。 古代中国是封建的吗？是专制的吗？女人裹足是落后的吗？元清是现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吗？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 中国为什么会有朝代循环？科举制度的利弊是什么？儒家学说的利弊？如何认识佛教和其他宗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为什么缺失？ 古代和现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局限在哪里？ 以上种种问题，在本书都可以找到深刻的回答。而这些回答，均不是戏说型的历史文学所能提供的。 本书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世界一流学术能力的证明。哥大历史系四十位一流学者合作，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