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桃花意象.doc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桃花意象 洪涛 《世说新语·言语》载：简文入华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群鱼，自来亲人。”在中国古典式的审美视域里，山川草木，花卉虫鱼，从来都不是作为孤立漠然于人之外的对象而存在，它和人往往构成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亲昵共在关系。在二者的深度交流中，人的内在世界因自然而敞亮，自然因人的精神融注而消除其作为物的异在性。“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在中国古典情怀里，不仅是一种理想憧憬，也是一种经验陈述。从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比德”山水到宗炳的“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山水“畅神”，中国人一直在自然中寻求启示和安顿。自然界的一花一木，一枝一叶都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情思内涵。以花草为例，梅、兰、竹、菊是中国人广为称道的花中“四君子”。宋人以后，花所对应的文化身份日趋明朗。在周敦颐看来，“牡丹者，花之富贵者也；菊者，花之隐逸者也：莲者，花之君子者也”，即是将花视作某种人格象征。张潮对花草的感悟更加细腻，他说：“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洁，春梅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从而将花和特定的情思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诗学中，自然物所承载的这种文化身份和情思内涵既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和积淀，也是一种个人的阐释和再创造。一方面，正如“兴”的历史积淀一样，自然物最初的身份认定和情思规定往往会作为一个习惯性的文化联想而被后人沿用，最终形成其文化象征的主导方面。另一方面，自然物毕竟是独立存在的对象，和某一特定的文化认定之间并无必然关联，它具有使情思自由介入的可能性。因而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和个人语境中，它又会被审美者进行独特的情感阐发。但转换和被转换之间并非毫无干系，二者之间往往存在着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相似”式的隐性关联。考察中国诗学中自然意象的发生及内涵的演变也许是一项富于意味的文化课题。它至少可以提供中国诗歌形象系统的历史解读。本文拟以桃花作为考察个案，试图勾勒其在中国诗学中内涵发生及演变的历史脉络。之所以选择桃花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在中国洋洋大观的花卉意象中，和松、竹、梅、兰这些具有相对明确的文化指涉的对象相比，桃花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显得扑朔迷离，身份暧昧。 桃花最早进入中国人的诗学视野是在作为文学源头的《诗经》里。《诗经·周南·桃夭》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歌形象地展示桃花盛开的春天如花女子婚嫁的情形。诗人咏桃，并非止于描摹物状，而是为了烘云托月，衬托新娘的娇艳。由娇艳的桃花想到年轻的女子这是一个自然朴素的联想，它们之间存在着视觉上的相似性。这种近距离取譬的比兴手法普遍出现在原始的文学样式中。清代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取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后代诗歌中大量的以花喻女人的想象盖滥觞于此。同时，桃花盛开的春天对上古的年轻男女也正是谈情说爱的黄金季节。《周礼》曰：仲春令会男女，奔者不禁。《桃夭》诗明显地保留了上古婚姻这一习俗。所以朱熹论述此诗曰：“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虽被方玉润视为“泥而鲜通”但却不无道理。这确是一首“美嫁娶及时”之诗。桃花因而作为一个婚爱时令的产物，进而成为爱情的隐秘象征。借用雅各布森关于隐喻和转喻的说法，将桃花比做女子是隐喻联想，以桃花象征爱情是转喻联想。而且，在以后中《诗经·周南·桃夭》中桃花意象的内涵成为中国诗学中桃花世俗意象的原型。这种意象用法在以后的咏桃诗中反复出现。如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魏 曹植《杂诗六首》之四） 桃李佳人欲相思，摘叶牵花共相笑。（《续玉台新咏》载江总《梅花落》） 美人挟瑟对芳树，玉颜亭亭与花双。（唐 独孤及《和赠远诗》） 江边日日见春色 尽是寻常儿女花。（明 杨基《忆左掖千叶桃花》） 真正使桃花意象作为女子和爱情隐喻而家喻户晓的是唐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孟棨在《本事记》里把这首诗敷衍成一段凄美浪漫的爱情故事，从而使“人面桃花”成为中国文学里一个经典表述，也使女子和爱情的关联在桃花意象中更加紧密。“人面桃花”或“桃花人面”便作为女子和桃花可自由替代的固定语词出现在后人的诗歌中。如 人面桃花未知何处？但掩柴扉悄悄。（宋 柳永《满朝欢·花隔铜壶》） 人面桃花在何处，绿荫空满路。（宋 石孝友《谒金门·风又雨》） 鸦背斜阳闪闪红，桃花人面满纱笼。（清 黄遵宪《不忍池晚游诗》其七） 桃花意象的这一原型内蕴在以后中国诗歌中被进一步引申，出现了与此相关的一些子意象。桃花其性早熟，三年可结实，然六七年便老化，树干结果后越来越细，十余年后已枯，树龄并不长，故被古人称为“短命花”。桃花的这一特性在诗人那里便被赋予了青春易逝的生命飘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