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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托尔斯泰传 十六 　　反之，他大胆地、热情地发表他关于社会论战的含有攻击性的与神秘的文字。在一九○○年至一九一○年间，他的最坚强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俄罗斯经历着空前的恐慌，帝国的基础显得动摇了，到了快要分崩离析的地步。日俄战争，战败以后的损失，革命的骚乱。海陆军队的叛变，屠杀，农村的暴动，似乎是世纪末的征兆，好似托尔斯泰的一部著作的题目所示的那般。这大恐慌，在一九○四与一九○五年间达到了顶点。那时期，托尔斯泰印行了一组引起回响的作品《战争与革命》，本书的俄文名是《惟一的必需品》。《大罪恶》，《世纪末》。大部分在他生前被检查委员会删节不少，或竟完全禁止发行。直到大革命为止，在俄国流行的他的作品是以手抄本的形式藏在读者的大衣袋里的。即在今日，当一切都印行了的时候，共产党的检查并不较帝国时代的检查为宽大。在这最后的十年间，他占据着惟一的地位，不独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惟有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不染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把他开除教籍的教会。他的被除教籍，是一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事。起因是《复活》中有一章讲起弥撒祭的事情。这一章，在法译本中可惜被译者删掉了。他的理智的逻辑，他的信仰的坚决，逼得他在离开别人或离开真理的二途中择一而行。他想起俄国的一句谚语：一个老人说谎，无异一个富人窃盗；于是他和别人分离了，为的要说出真理。真理，他完全说给大家听了。这扑灭谎言的老人继续勇敢地抨击一切宗教的与社会的迷信，一切偶像。他不独对于古代的虐政、教会的横暴与皇室权贵为然；在这大家向他们掷石的时候，他对于他们的愤怒也许反而稍稍平静了。人家已经认识他们，他们便不会如何可怕！而且，他们做他的职务并不欺骗人。托尔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书，关于土地国有问题，参看《大罪恶》（一九○五年印行）。在毫无对于帝皇应有的恭顺之中，却充满着对于人的温情，他称俄皇为亲爱的兄弟，他请他原谅他，如果他在无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但托尔斯泰所最不能原谅的，所最刻毒地抨击的，是新的谎言，因为旧的谎言已经暴露了真面目。他痛恨的并非是奴隶主义，而是自由的幻象。但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间，我们不知托尔斯泰更恨哪一种人：社会主义者或自由党人。　　　　他对于自由党人的反感已经是年深月久的事。当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役中当军官，和处在圣彼得堡的文人团体中的时候，他已具有这反感。这曾经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骄傲的贵族，世家出身的人物，不能忍受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幻梦，说是不论出于自愿与否，依了他们的理想，可使国家获得真正的幸福。俄罗斯人的本色很浓，且是渊源旧族，勒鲁瓦博利厄说他是纯粹的莫斯科土著，斯拉夫血统的伟大的俄国人，芬兰的混血种，在体格上，他是更近于平民而较远于贵族。（见一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国《两球杂志》）他对于自由党的新理论，这些从西方传来的立宪思想，素来抱着轻蔑的态度，而他的两次欧洲旅行也只加强了他的信念。在第一次旅行回来时，他写道：要避免自由主义的野心。一八五七年。　　　　第二次旅行回来，他认为特权社会绝无权利可用它的方式去教育它所不认识的民众。一八六二年。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对于自由党人的蔑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列文拒绝加入内地的民众教育与举办新政的事业。外省绅士的选举大会表出种种欺罔的组织，使一个地方从旧的保守的行政中脱换到新的自由的行政。什么也没有变，只是多了一桩谎骗，这谎骗既不能加以原谅也不值得为之而耗费几个世纪。　　　　我们也许真是没有什么价值，旧制度的代表者说，但我们的存在已不下千余年了。　　　　而自由党人滥用民众，民众的意志这些辞句，益增托尔斯泰的愤懑。唉！他们知道些关于民众的什么事情？民众是什么？　　　　尤其在自由主义获得相当的成功，将促成第一次国会的召集的时候，托尔斯泰对于立宪思想表示剧烈的反对。　　　　晚近以来，基督教义的变形促成了一种新的欺诈的诞生，它使我们的民众更陷于奴仆的状态。用了一种繁复的议会选举制度，使我们的民众想像在直接选出他们的代表时，他们已参与了政权，而在服从他们的代表时，他们无异服从自己的意志，他们是自由的。这是一种欺罔。民众不能表白他们的意志，即是以普选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第一，因为在一个有数百万人口的国家中，集团意志是不存在的；第二，即是有这种意志的存在，大多数的选举票也不会是这种意志的表白。不必说被选举人的立法与行政不是为了公众的福利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也不必说民众的堕落往往是由于选举的压迫与违法，这谎言尤其可以致人死命，因为服从这种制度的人会堕入一种沾沾自满的奴隶状态这些自由人不啻那些囚犯，因为可以选举执掌狱中警政的狱吏而自以为享受了自由专制国家的人民可以完全自由，即是在暴政苛敛之时。但立宪国家的人民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对他施行的强暴是合法的瞧，人们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