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叙事距离视阈下的外国文学教学.docVIP

PAGE PAGE 1 多重叙事距离视阈下的外国文学教学 　　摘要：外国文学教学的关键是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而多重叙事距离是表现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分析两部文学经典作品论述多重叙事距离在表达思想、突出主题方面的作用，指出在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教师引导学生掌握多重叙事距离是必要的。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多重叙事距离《名利场》《永别了，武器》 　　在过去的十年里，有关英美文学教学的论文数量呈现井喷之势。以“中国知网”的期刊文献库为例，键入“英美文学教学”这一关键词，2002—2012年相关论文数达到551篇，而在1991年至2001年之间，相关论文数总共才20篇。 　　然而，许多文章都是从教材、课堂活动模式和网络技术等角度探讨文学教学，这些文章大都停留在技术操作的层面，或者停留在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层面，而对文学本身的关注不够。其实，外国文学教学的关键是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而多重叙事距离是作者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所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于多重叙事距离的分析对于学生深入理解作品是非常必要的。下面就以两部经典文学作品为例，阐释叙事距离加深作品主题思想的技巧。 　　一、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以《名利场》为例 　　在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中，萨克雷素以其淋漓尽致的社会批判而著称。《名利场》的故事取材于英国十九世纪中上层社会。当时英国国家强盛，工商业发达，由榨压殖民地或剥削劳工而发财的富商大贾主宰社会，英法两国争权的战争也在这时响起了炮声。中上层社会各式各等人物，都忙着争权夺位，争名求利，所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小说女主人公利蓓加出身于贫穷的画师家庭，在平克顿女子学校受尽歧视，后离校成为家庭教师。她不择手段，谄媚奉承，走小道儿，钻后门，一门心思攀附权贵。 　　在小说前半段，叙述者（领班——一个戏剧化了的男性叙述者、萨克雷的代言人）对于利蓓加的态度虽然有揶揄讽刺，但是总体上是认同她的独立思想的： 　　利蓓加打定主意要收服这个肥大的花花公子，请各位太太小姐别怪她。一般说来，娴静知礼的小姐少不得把物色丈夫这件工作交给妈妈去做，可是夏泼小姐没有慈爱的母亲替她处理这么细致烦难的事儿，她自己不动手，谁来代替呢？女孩儿们为什么要出入交际场所，还不是因为她们有崇高的志向，愿意出嫁吗？……忠厚的赛特笠太太是慈爱不过的，心里早已为她的爱米丽亚定了二十来个计划。咱们亲爱的利蓓加，无倚无靠，比她朋友更需要丈夫，自然更应该努力了。[4]（P23） 　　在这段叙述中，领班显然站在了利蓓加一边，与她的叙述距离非常近。读者可以把这段叙述者的话看成是对于父权社会的评判：父权制渗透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式，在各个领域无声地压迫着女性，而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尚且懵懂不知，只是一味遵从迎合。而勇敢的利蓓加是一个另类，是一群顺从羔羊中的叛逆者。她从小缺少父母管束，加之年少时就因为家境贫寒而自谋生路，所以思想独立解放，性格坚强，没有受到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玷污。在孤立无援的利蓓加独自面对黑暗强大的父权社会时，叙述者对她表示了同情与理解。 　　利蓓加这个人物形象赢得了不少学者的赞赏，认为这是萨克雷塑造的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人物，表现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意识觉醒，是对传统意义上女性角色消极定位的挑战。 　　但是如果据此把这篇小说理解为女性主义小说不免为时过早。叙述者虽然认识到了父权对于女性行为的影响，但是他并非一直如此清醒。在小说的后半段的第64章，领班显然把自己与利蓓加的叙述距离拉开了：他对她厌恶鄙视，把她比喻为“海上的女妖”，在水面上形容美丽，“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总是十分文雅得体的”，但是如果向透明的水波底下张望，就会看到“海底的吃人的恶鬼”，“那粘糊糊、奇丑不堪的尾巴扭曲旋转，一会儿扑打着成堆的骸骨，一会儿在死尸身上盘旋。”[4]（P806-807）在故事的结尾，叙述者甚至暗示利蓓加为了谋取钱财而谋杀了自己温和的丈夫。萨克雷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越来越远离对与父权制的批判，叙述者与利蓓加之间的距离也是越来越遥远。面对作家貌似矛盾的态度，读者对于作品的阐释无法连贯，对其内涵难以把握。为什么叙述者的叙述前后矛盾，利蓓加从一个独立女性摇身一变成了恶魔了呢？ 　　答案就是，萨克雷改变了叙事距离以加深作品主题，因为叙事距离服务于写作目的。萨克雷利用利蓓加揭露别人及这个社会的名利，后来通过叙事距离的改变也把利蓓加本人作为揭露名利的例证。利蓓加这个人物的作用是“探讨名利在公共领域——社会权贵和社会地位——里的作用。”[5]（P23）如果萨克雷只把利蓓加作为揭示名利的工具，那么他对父权的批判将始终如一、严厉深刻，但是对于无所不在的名利的揭示效果将被严重削弱。显然，作家的写作目的在于揭露无所不在名利而非父权制的罪恶。那就是小说末尾的一段总结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