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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外科学合作中的权与利
作者:李学通 文章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年增刊 更新时间:2007年07月17日
近代中外科学合作中的权与利 \o [1]
――西北科学考查团再认识
李 学 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00006)
内容提要:1927年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作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外联合科考活动,在近代科学史特别是中外科学交流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中外双方谈判“十九条”合作协议的背后,不仅包含着科学无国界与科学家有祖国的理与利矛盾,交织着如何借中外合作以推进中国科学进步同时又无损国家主权的利与权难题,也充满着富有戏剧性的冲突与博弈。本文透过对戏剧性谈判过程的回顾与解读,辨析了近代中外科学合作中的矛盾与利益,以及双方所表现出的合作精神,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科学发展历程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中外科学合作 西北科学考查团 斯文赫定
1927年4月26日,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办公室,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代表、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与世界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签订了一项有19条内容的中外科学合作办法。依该协议而诞生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于此后八年间(1927-1935年 \o [2])在中国西北广袤的原野上,展开了一项空前规模的科考活动。这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外联合野外科学考察活动,不但持续时间久,参加人员多,考察地域广泛,而且在地质、地理、地球物理(地磁)、气象、考古等众多学科,都取得一系列丰富而且重要的科研成果。此次科考不仅是当时备受中国科学界广泛关注的重要学术活动,而且在中国近代科学史,特别是近代中外科学交流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中外双方签订的“十九条”合作办法,大概也是近代众多中外条约、协议中,唯一一件以中文为准的协议。这协议签署的背后,不仅包含着科学无国界与科学家有祖国的理与利矛盾,交织着如何借中外合作以推进中国科学进步同时又无损国家主权的利与权难题,也充满着富有戏剧性的冲突与博弈。解剖这个“麻雀”,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近代中外科学合作的历史,认识中外合作对近代中国科学发展进程的影响与作用,探讨中外科学合作的经验教训,深化历史认知,均不无裨益。
背景与难题
有关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史事,因种种原因长期以来被遮蔽于历史尘埃之后,其辉煌成绩不被史书所载,其奋斗精神鲜为后人所知,诚属憾事。然而,它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组建成立的曲折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历史难题,所体现出的丰富历史价值,更有细致考察分析的必要。 从宏观背景上,近代国门洞开之后,中国由于政治腐败和科学落后,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列强依仗其军事、经济及科技强势,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中国,获得在华种种特殊地位与利益,使中国国家主权及各种权益受到极大损害。“睁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意识到“师夷长技”的必要,于是有西学东渐之风。就自然科学领域而言,自清末起中国先后译介了相当数量的西方各种近代科学著作;从幼童留美开始,一批批青年学子奔赴海外求学;金发碧眼的洋顾问、洋教授也被重金聘请来华任职,传授近代科技知识,从事科学探险考察。近代中外科学交往的主色调无疑是“西学东渐”,如果还有反向流动的话,那就是中国文物与科学材料向西方的大量输出与流失。 疆域辽阔、物产丰富、历史悠久的中国,不仅地质地理现象丰富奇妙,自然资源富饶,未被科学识别研究的动植物种属众多,而且保存有大量记载着人类文明辉煌历史的文物古迹。在许多西方科学家眼中,这里“实在是学术研究上一块最肥美的田地”。 \o [①]例如,20世纪上半叶时,许多西方古生物学者都认为,亚洲——特别是中国,是哺乳动物进化发育的中心,是“今日正当解决种种重要问题之地方”。 \o [②]他们甚至以世界古生物学发展的历史和速度推论,中国将来在该领域的成绩一定很有可观,乃至会比欧美更有成就。 对这个科学发现的“黄金世界”,西方各国科学家、探险家,乃至传教士、旅游者接踵而至,在中国各地考察探险,如入无人之境,搜罗发掘乃至盗抢科学材料、历史文物,尽载而去。况且起初国人尚少文物与科学材料保护意识,更谈不上建立法律保护制度。对来华外人在中国的考察游历乃至发掘搜罗活动,如果说还不是完全没有防范的话,也多是从政治和军事角度,注意防范其窃取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敦煌文物流失现象不过是最众所周知的案例之一。可以说,外国探险家们来华探险的历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文化掠夺史。正如北京学术界联席会议声明中所言,他们“擅往中国各处搜掘,将我国最稀有之学术材料,如甘肃、新疆之有脊动物化石,陕甘川贵之植物,莫不大宗捆载以去”。 \o [③]?不可否认,虽然近代来华的外国探险家、科学工作者中,许多人是抱着纯粹科学的目的而来,他们在华考察、科学发现、研究工作,也确实扩大了人类知识视野,促进了人类科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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