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索寓言》记录钱钟书先生的最后瞬间.doc

第 PAGE 页 读《伊索寓言》——记录钱钟书先生的最后瞬间 　　2019年12月21日中午，我接到深入、详细报道钱钟书先生的任务。 我即与钱先生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办联系。这个时间根本找不到人。我赶紧呼平时联系较多的一位朋友，他不在，是一位叫孙海泉的同志回的电话。 他说：“唉呀，你快来吧，我们也正在商量这两天请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一个弘扬钱钟书精神的长篇通讯呢。你打个车来，一点半就要向遗体告别了。”最后一句话很重要!我一看表，这时已经一点了。我马上赶到北京医院告别室。门口有几个港台记者被拦住了，不让进。看样子，国内记者就我一人。这很可能是一次独家报道。 孙海泉说：“你先看一看。今天采访很困难，杨绛不同意采访。”钱钟书要求丧事从简，现场没有挽联，没放哀乐，也没有几个前来告别的人。钱先生的外孙在忙着拍照；还有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和几个工作人员。几分钟后，李铁映来了，然后杨绛也来了。他们说了一些话。我想采访杨绛，哪怕请她说一句话，但是这时已经没有时间了，而且看样子对方的心情也不允许。我问了一下殡仪工有关情况。这位姓刘的大爷谈了对钱先生的感想。他很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名人，写了很多书，他看过电视剧《围城》。 名人的后事办得这么简单，很少见，他很感动。作为一个普通百姓，能说出这么一些关于一位大学者的肺腑之言，我觉得很有价值。 另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仔细观察，包括灵堂陈设，钱先生的形象，人们的神态动作，尤其是杨绛的一举一动。两点钟，一辆丰田旅行车载着钱先生的灵柩出发了。 我向社科院的同志提出，要跟着去，他们同意了，并让我搭乘王忍之的车。在去八宝山的路上，我和王忍之聊起来，他语气沉重，欲言又止，感情十分真挚。 王忍之谈到了他来社科院四年中，与钱钟书的交往和印象。他说他自己没有水平评价钱先生的学术，但钱钟书的确是一个淡泊、亲切、不求名利的人。他还谈到了钱钟书的一些情况，钱先生住院有四年了，一个星期前才出现病危。 王忍之不是以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的身份来的。他说，他是以钱先生朋友的身份来的。惟其如此，杨绛才同意了。 我更感到，我能来，的确不容易。后来听说，钱钟书逝世后，社科院接到40多家新闻单位要求采访的电话，新闻发言人的回答一律是“没有消息”。 王忍之说话时，我没有记笔记，而是把一切记在脑子里。一边谈，我一边注意前面的灵车。能看见司机后面杨绛的背影，坐得很端正。她始终没有回头看躺在身后的钱钟书。 一路上，车子也跟任何一辆普通车一样，遇到红灯就停下来等待，车速只比其他车稍慢一点，没有市民注意这辆车。 我们后面，跟着港台记者的一辆车。在北京医院，他们虽然没能进去，但在马路对面，用长焦镜头对现场作了拍摄。李铁映来，杨绛来，王忍之来，他们都看在眼里。 看着他们的车，我心里想，作为新华社记者，一定要把今天的新闻报道出去，并且报道好。 采访受阻 车子开了40分钟，到八宝山。火化的事情没有对钱钟书的同学、朋友、学生发任何通知。来送行的，除了亲属，其他人大都是打听到消息后自发来的。这中间有人民日报的方成，也是要事先“禀报”，通过传话，才“放”进灵堂来的。 钱钟书的遗嘱说，只希望二三亲属送行。不过，在场的还是超过了20人。到八宝山来的，还有胡绳，中宣部副部长白克明。 现场没有看见港台记者。我想他们一定被坚固地封锁在外面了。国内记者好像也没有。我小心翼翼接近了钱钟书的主治医生李大夫。她四年中一直为他治病，刚才一直搀扶着杨绛。 我说：“听说您是钱先生的医生。” 她说：“是。但我今天是以钱先生的朋友的身份来的。”又反问我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新华社的。她脸色微变，径直走到一个剃着平头的彪形大汉面前，说：“他是记者。”那人也不客气，连搡带推把我拽到灵堂外面。 他审视着我说：“你来干什么?” 我说：“我是新华社记者，我来采访的。” 他严厉地说：“什么记者也不行。你们也不真知趣，也不看看是什么场合。 今天不让采访。你马上走!” 说着堵在门口。又上来另一个人往外推我。 这时，我看见社科院办公厅主任崔智友。我忙打招呼。他才来解了围。 但采访杨绛的企图却完全落空了，甚至都不让接近她。我只能把看到的一切，牢牢记录在脑海里。 近年来，包括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在内的多家新闻媒体曾试图采访钱钟书和杨绛，但都被拒绝了。 火化还要等一会儿。现场很感人。杨绛两次从座位上起来，扶着棺沿细细打量丈夫。神态和身体语言都耐人寻味。 杨绛的坚强留给在场的人很深的印象。钱钟书和杨绛惟一的女儿去年也去世了。 还有胡绳，他和杨绛默默坐在一起，两个显得十分衰老的人，无言地让人们拍照。这些，都是比谈话更感人的细节。但因为稿件容量有限，很多都没有能写进去。 在报道中，我没有提胡绳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官衔，只提了他是“另一位学术大师”。 后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