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葆真：南唐三主与佛教信仰.docx

南唐三主与佛教信仰 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　陈葆真 佛学与文学─佛教文学与艺术学研讨会论文集（文学部份） 佛学会议论文汇编2（1998） 页245-285 一、引　言 佛教于西汉 ( 207～9 B.C. ) 末年、东汉 ( A.D.14～220 ) 初年之间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 ( 220～581 )、隋 ( 581～618 )、唐 ( 618～907 )、到五代 ( 907～960 ) 之际，几达千年。其发展由萌芽而繁盛：五家十宗，高僧辈出，经典浩繁，寺宇林立，信众广布。佛教思想中生死轮回，业力果报的生命价值观深入影响中国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千年以来佛教与儒、道二家三足鼎立，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 然而，纵观宋代之前的历史，佛教的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几经挫折。由于发展过于蓬勃，影响层面过于广大，因此，在不同朝代中，佛教曾经几度招致统治者的压抑。其中最大规模的便是北魏孝武帝 ( 532～534 )、北周武帝 ( 560～578 )、唐武宗 ( 840～846 ) 和后周世宗 ( 954～959 ) 等君主的灭佛运动。这便是历史上所谓的「三武一宗」之祸。虽则如此，这些打击毕竟只是一朝一代的行为而已，并未根绝佛教命脉。佛教的发展仍然生生不息。而历史上虔诚信佛且大力赞助佛教活动的统治者更代不乏人，比较著名的除了梁武帝 ( 502～549 ) 和隋文帝 ( 581～604 ) 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五代江南的吴越 ( 907～978 ) 和南唐 ( 937～975 ) 两国各代君主。这两个小国的历代君主对于佛教信仰都是世代相袭全心护持。因此佛教在这两个地区的发展极为繁盛，俨然成为国教。吴越武肃王钱镠 ( 907～932 ) 以下，历经文穆王钱元瓘 ( 932～941 )，忠献王钱弘佐 ( 941～947 )，和忠懿王钱弘俶 ( 948～978 ) 等都恭礼佛教，起塔建寺、全力护法。而南唐王室信礼三宝，大臣蔬食，全国营构寺塔，讲经崇佛，蔚为风气。此外，朝廷更规划良田，供养寺宇，作为常住产。马令特别指出这个事实：「予闻故老说南唐好释，而吴越亦然。南唐每建兰若，必均其土田，谓之常住产。钱氏则广造堂宇，修饰塑像而已……」[1] 就这一点来看，南唐较吴越之崇佛，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马令和陆游两人在撰写《南唐书》时，才将这种现象别立一章，名为〈浮屠传〉，特别标示南唐笃信佛教的史实。[2] 本文谨拟以此为基础，增补所知，以显南唐护法之殷。然因个人所知有限，疏漏难免，先此祈正。 二、南唐三主与佛教信仰 南唐三主之信佛，烈祖始开其端。而烈祖信佛则是因为家中长辈信佛的缘故。据陆游所记，烈祖的父亲李荣「性谨厚，喜从浮屠游，多晦迹精舍。」[3] 又据郑文宝所说，烈祖「有姨出家为尼。」[4] 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烈祖笃信佛教，因此，他建国之后，广建佛寺僧舍，常设无遮大会，广行布施。[5] 升元年间烈祖在金陵新建的佛寺有净妙寺，改瓦官寺为升元寺，[6] 此外，改能仁寺为兴慈寺 ( 941 )，[7] 又改兴教寺为清凉寺。这其中较重要的是清凉寺。清凉寺位在金陵城外的石头山。它的创建有两种说法：一为烈祖义父徐温在掌杨吴政权时 ( 925 ) 创建的，原名兴教寺；[8] 另一说法为：吴王杨溥于石头城建清凉寺，礼请悟空住持。[9] 中主保大二年 ( 944 ) 改为石头清凉大道场。清凉寺是南唐皇室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寺中曾建有李氏避暑宫，及德庆堂，堂匾为后主所书；又有名画家董羽画龙，李霄远草书，合称三绝；且有后主为追荐烈祖而造的钟。[10] 此外，金陵城外的摄山栖霞寺和牛首山祖堂幽栖院也都是烈祖时期重要的佛教胜地。僧用虚曾于升元元年 ( 937 ) 为栖霞寺作题记，[11] 而牛首山祖堂幽栖院佛殿也于升元三年 ( 939 ) 落成。[12] 在金陵地区以外，江西庐山也是南唐佛教胜地。[13] 升元期间比较重要的佛寺有东林寺和开先寺。东林寺自东晋太元九年 ( 384 ) 慧远 ( 334～416 ) 开创后便一直成为净土宗重要道场。升元三年 ( 939 ) 重题寺名；升元六年 ( 942 ) 重修，[14] 可见其香火鼎盛。开先寺则与南唐皇室关系密切。开先寺原为中主未为太子时所建的读书台，后来中主舍台为寺。[15] 可证二者与南唐皇室的渊源极深。 在建寺布施以外，烈祖也曾致力推动译经活动。有名的例子如：敕命豫章龙兴寺僧智元删译当时中印度胡僧所奉献的贝叶佛经。此外，更重要的是命令文房抄写《华严经论》四十部。《华严经论》共四十卷，为唐代宗室李通玄 ( 635～730 ) 于开元十七年 ( 729 ) 所作。升元二年 ( 938 )，僧勉进于烈祖，烈祖命侍部孙忌作序，并编入《大藏经》之中。烈祖又命文房抄写四十部，以十部配上李通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