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结缘.PDF

我和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结缘 罗坤馨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在 1980 年成立之初，决定编印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作为联系分散于 全国各地会员的纽带。《通讯》第一期于当年12 月编定，1981 年4 月在南宁印刷，并约定以后 年编 辑一期。这份内部刊物，登载我会的学术研究动态、召开学术讨论会的通知及会议纪要，近期各地新 发现的铜鼓和新书出版预告，学会章程、历届理事和新会员名单，以及国外铜鼓研究动态等内容。后 来，学会秘书处由广西搬到云南，《通讯》即由云南省博物馆编印。至第三届理事会回迁南宁时，《通 讯》共编印了5 期。 1989 年5 月，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秘书处设在广西区博物馆。当时在南宁市召开了第三届理事会 议。会上，我受聘为副秘书长， 助蒋廷瑜秘书长主持铜鼓学会的日常工作。除了筹备召开学术讨论 会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编印 《通讯》。在编辑过程中，感到最头痛的是稿件来 问题。因 《通讯》是 内部刊物，评职称派不上用场，稿费又很少，所以很多人都不 投稿。 一期都要先写信给外省的会 员，请他们积极撰稿。由于经费不足，印刷时只能找价格较便宜的小印刷厂。当时还没有电脑，稿件 都是手写的，需到工厂作铅字排版，那里场地很差，下厂一天下来，满身灰黑，土头土脸。而且，印 刷效果也非常不好，尤其是照片，印出来都是墨黑一团，所以来稿的插图，都要经过编辑本人的重新 描绘、修改加工。 一期《通讯》的校对，往往不知消耗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当 《通讯》印成，还 要分装入一个个信封，从邮局寄发给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有的甚至寄往国外。我 当时担任区博物馆陈列部副主任，有自己的专职工作，编印 《通讯》只是 “业余”之为，但却花费了 我不少的业余时光。幸而长期得到我馆文物考古队年轻朋友的帮助，才能顺利将这一本本饱含汗水的 刊物送达各位会员的手中。至1993 年，秘书长蒋廷瑜让我在 《通讯》第九期起在封面上标明“罗坤馨 编辑”的字样，这是对我以往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的鞭策。直至 2004 年我退休时，《通讯》已编印 至第十九期。版面从最初的十来页，增加到90 多页，不仅保留原有的铜鼓研究部分，还增加了一些相 关学科 （如青铜 、民族文化等）的研究成果及动态，也有学者国外考察见闻或国外学者的学术研究， 以及有关铜鼓会数十年历程的回顾 （包括对几位逝世铜鼓会理事的追忆缅怀）和建议等，内容大大充 实了。 铜鼓研究会的元老们，对 《通讯》厚爱有加，时常给我出些好点子，大力支持我的工作。1998 年 11 月，云南省博物馆李伟卿先生，给笔者寄来一封信，为如何办好 《通讯》出谋划策。现将此信再次 刊登如下： 罗坤馨先生： 你好！关于 《通讯》的稿荒问题，是应该想点办法才是。除开几年开一次艰难的学术讨论会，刊 物便是学会存在的基本形式了。把它办下去，是很重要的。铜鼓以后仍会续有发现，但这是很偶然的 事，所以这类报道性资料的稿件，虽然很重要，却不会多。不知道可否开辟一些新的栏目，如 《笔谈》 3 之类。学会的工作成绩很大，但有一个不能不面对的问题，便是学术上很难再深入下去。这个问题如 何解决，是要群策群力才行。如果由《通讯》号召，重点组织一些会员，在 《通讯》上各抒己见，也 许会有收获。愚见供您参考。 …… 专此敬来，并颂时绥！ 李伟卿 十一月一日，昆明。 时隔近 20 年，重读李先生的教诲仍感慨万分。当年这位已届80 高龄的老先生，在积极撰文参加 贵阳召开的第四次国际学术会议之后，又放心不下 《通讯》，急着给编者来信，其对铜鼓会的拳拳之忱 溢于言表。现在，《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停刊九年之后又复刊了，笔者藉此抒发曾作为 《通讯》编 辑的一点感受。希望我会的新旧会员，能如李老先生所 ，为铜鼓会多献一份爱心，为办好我们的《通 讯》而 “群策群力”。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