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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午的热情，一霎时的恨 　　北京的春天，要比远在北方的抚顺暖和许多。虽然同样属于内陆性气候，但两地的纬度还是有不小差距的，一个是，一个则是。虽说只差了这么将近两点，但这两点可就意味着222公里的距离呀。　　感受着北京的春，北京的霾，北京的人潮，北京的车浪，我忽然发觉，或许纬度上的差距并非温度的纯粹体现。真正使得北京比抚顺暖和的根本原因，是北京城里的，算我在内的，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正是由于人多了，从而导致楼也多了，车也多了，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也多了，温度自然而然也就高了。　　相比较北京宜人的温度，家乡抚顺的寒冷也就不足为奇了，只得等到清明节过后的夏天的到来，才能真正意义上令故乡的亲人们感受到久违的温暖。毕竟，能够静下心来安守故乡的人其实没想象中的那么多。　　固守故土并没有错，安贫乐道也没有错，因为有很多人喜欢，或者说是习惯了那种风平浪静、与世无争的恬静安逸的生活。但是，你却无法阻挠其他有志之士的勃勃雄心，所谓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这也正是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缘何能够迅猛发展之根本原因。倘使所有人都无欲无望、无需无求，也便彻底摒弃了发展。　　我呢，并非圣贤，更非神明，以致我也有所欲、有所望、有所需、有所求。只不过我所追求的，无非是养家糊口的少许钱帛，而非沿着一些人的脚步，奔赴那条令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俗路。诚然，除此之外，更多的还是精神层面的依托。在我看来，真若失了动力，那么与其浑浑噩噩苟活，倒还不如就地毁灭，以免侮辱生命的本旨，玷污生命的尊贵、价值和意义。　　听人常说，写文章的通常多愁善感；写小说的通常愤世嫉俗；写诗词的通常痛不欲生。我觉得这话是不错的，因为从古至今，罕有盖世英豪写出某篇家喻户晓的文章或小说。至于诗词界嘛，毛泽东不消说是极个别的特例。但请不要忘了，他的那些传世佳作，竟无一例外是在探寻革命道路的马背上写下的。当他下了马，踏入殿堂，他的诗词，也就不再传神了。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们脱离了世俗，达到了某种境界？不是，他们也是人，只是比较其他人，他们会把自己的时间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这么一来，也就写不出什么贴近生活的东西来了。　　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同时也正是他们的痛苦之源。责任，有时候真的会令一个人发生蜕变，尤其是重大的责任。　　很遗憾，却也很幸运，恐怕我这辈子是体会不到那样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了。但是呢，我的生活正像我的文章一样，仍在继续。　　为了能够让我尽快摆脱山东东营之行的苦闷记忆，母亲在三月六日晚上就给我回了个电话，让我立即赶来北京。本来那日中午我告诉她我辞去了危险品押运员的工作，并且打算去泰山散散心的，不正好有五百六十块钱作旅费嘛，况且从东营到泰山也不是很远。　　可母亲还是毅然决然地制止了我的突发奇想。这让我好生气，并觉得她的举动不仅没能帮助我消除苦闷记忆，与之相反，更像是在往我的伤口上撒盐。　　我当时真的好生气，我记得我当时都已经从背包中掏出崭新的，尚未留下任何墨迹的日记本，并且在那上面写下四句诗，五律的前四句，是我准备登上泰山之巅时畅抒胸臆的，以效仿并媲美杜甫的《望岳》。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四句诗——庄穆泰山游，巅峰瞰九州。顽云拨天远，怿气绕地球，然后再瞧着周遭的景致或历史事件补齐后四句。可不想，正是由于母亲的十二道金牌，只得悒悒作罢，远上北京。　　就这样，三月七日的晚上，我到了北京市怀柔区，这里正是母亲的暂居之所。这爿占地不小的院子，正是母亲朋友的家。我直到现在都不晓得母亲究竟在北京有多少个朋友，好像我每一次到北京，都能有地方住，而且就像母亲说的那样，还都是免费的。　　此处也是如此，当天晚上，作为一家之主的大爷便开着他的面包车到怀北站接我，而大娘则留在家里为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虽说大多是素食，但对于我来说，这份感激还是要当他们的面讲出来的，且不含丝毫虚伪。　　他们老两口特意为母亲准备的屋子并不算小，还是个套间嘞，外面是大屋，里面则是小屋，小屋里头有一扇门，门里面左边是厕所，右边则是厨房，厕所里面有坐便和淋浴头，厨房里有排油烟机和一口锅，还有炒菜用的铲子，虽然看上去很狭小，还脏兮兮的，但也称得上是一应俱全了。只是相比较外面那两间卧室，厕所和厨房可就显得寒酸些喽，恐怕加在一起都没有我住的小屋大。　　我不是一个喜欢铺张扬厉的人，一来的确没那个资本，二来嘛，正是由于过惯了简单朴素的生活，以及经常到外地工作，对于住所的要求一点都不高，只求有一张能够容下我这副二百斤挡不住的臃肿的身躯就行啦。　　我先是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然后按照母亲的指示，倒了少许洗手液在大盆里，再兑上足够多的温水，把在山东东营干危险品押运员时的衣物泡它一宿，好明天洗出来，毕竟这身衣服可是我日常的着装啊。本来我到了山东那边是打算穿工作服的，可人家既然不发，而自己带过去的又穿不进去，只好勉为其难，将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