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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被迫杀死一头大象 　　乔治·奥威尔（），英国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1948年，奥威尔写成了他的传世名著《一九八四》。该书直到1985年才有简体中文版刊行，且出版初期被列为“内部读物”，只允许特定人群购买阅读。“我一直在努力想把政治写作变为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是由于我总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个人意识。”在谈到为何写作时，奥威尔这样写道。　　这本书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在1949年该书出版后不久，1950年1月21日，奥威尔因肺结核去世于伦敦大学医院。　　《射象》记录了奥威尔早年间在缅甸的一段真实经历。当时他19岁，被迫处死一头大象。原本，奥威尔并未打算真的杀死它，但是当他看到围观的群众时，某种莫名的力量迫使他必须要射杀那头大象。事后，奥威尔进行了反思：射杀大象的时刻，他已不仅仅是个人，代表的是权力机构。如果他表现软弱，意味着对权力机构的整体损害。同时，他也不愿意让人们看自己的笑话。于是，在众多因素影响下，奥威尔做出了违背本心的选择。　　当时，年轻的奥威尔还无法理解这件事的象征意义。直到23年后，他写出《动物庄园》，又过了三年，《一九八四》出版。　　射象　　在下缅甸的毛淡棉，我遭到很多人的憎恨——在我一生之中，我居然这么引起重视，也就仅此一遭而已。我当时担任该市的分区警官，那里的反欧洲人情绪非常强烈，尽管漫无目的，只是在小事情上发泄发泄。没有人有足够的胆量制造一场暴乱，但要是有一个欧籍妇女单身经过市场，就有人会对她的衣服吐槟榔汁。作为一个警官，我成了明显的目标，只要安然无事，他们总要捉弄我。在足球场上，会有个手脚灵巧的缅甸球员把我绊倒，而裁判（又是个缅甸人）会装着没瞧见，于是观众就幸灾乐祸地大笑。　　这样的事发生了不止一桩。到了最后，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年轻人揶揄嘲笑的黄脸在迎接我，待我走远了，他们就在后面起哄叫骂，真叫我的神经受不了。闹得最凶的是年轻的和尚，该市有好几千个，个个似乎都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是站在街头，嘲弄路过的欧洲人。　　这使我十分气恼，也使我不解。因为那时我已认清帝国主义是桩邪恶的事，下定决心要尽早辞职滚蛋。从理论上来说——那当然是在心底里——我完全站在缅甸人一边，反对他们的压迫者英国人。至于我所干的工作，我是极不愿意干的，这种不愿意的心情非我言语所能表达。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上，你可以直接看到帝国主义的卑鄙肮脏。可怜巴巴的犯人给关在臭气熏天的笼子里，长期监禁的犯人面有菜色的脸，被竹杖鞭打后疤痕斑斑的屁股——这一切都使我有犯罪的感觉，压迫得我无法忍受。　　但是我无法认清楚这一切。我当时很年轻，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不得不独自默默地思索着这些问题，在东方的英国人都承受着这种沉默。但是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国已濒临于死亡，更不知道它比将要代替它的一些新帝国要好得多。我只知道我被夹在中间，我一边憎恨我所为之服务的帝国，但我又生那些存心不良的小鬼头的气，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使我无法工作。　　我一方面认为英国统治是无法打破的暴政，一种长期压在被制服的人民身上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又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乐事莫过于把刺刀捅入一个和尚的肚子。这样的感情是帝国主义正常的副产品；随便哪个英属印度的官员都会这么回答你，要是你能在他下班的时候问他。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很能间接地说明问题。这本是一件小事，但它使我比以前更清楚地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真正本质——暴虐的政府行为处事的真正动机。　　有一天清早，镇上另一头的一个派出所的副督察打电话给我，说是有一头象在市场上横冲直撞，问我能不能去处理一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想看一看究竟，就骑马出发了。我带上了步枪，那是一支老式的口径温彻斯特步枪，要打死一头象，这枪太小了，不过我想枪声可能起到恐吓作用。一路上有各种各样的缅甸人拦住我，告诉我那头象干了些什么。这当然不是一头野象，而是一头发春情的驯象。它本来是用铁锁链锁起来的，发春情的驯象都是如此，但在头一天晚上它挣脱锁链逃跑了。惟一能在发情期制服它的驯象人出来追赶，但奔错了方向，已到了要走十二小时的路程之外，而这象在清早又突然出现在镇上。　　缅甸人平时没有武器，对它毫无办法。它已经踩平了一所竹屋，踩死了一头母牛，撞翻了几个水果摊，饱餐了一顿；它还碰上了市里的垃圾车，司机跳车逃跑，车子被它掀翻，乱踩一气。　　缅甸督察和几名印度警察在发现那头象的地方等我。这是个平民区，在一个陡峭的山边，破烂的竹屋子挤在一起，屋顶铺的是棕榈叶。我记得那是个要下雨的早晨，天空乌云密布，空气沉闷。我们开始询问大家，那头象到哪里去了，像平常一样，得不到确切的情报。　　在东方，情况总是这样；在远处的时候，事情听起来总是很清楚，然而，你越走近出事的地点，事情就越模糊。有的人说，那头象朝那边去了，有的人又说是另一个方向，有的甚至说根本不知道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