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论文）《略论悉昙学入华传播史与当代悉昙学研究》.docVIP

`` PAGE ```` 略论悉昙学入华传播史与当代悉昙学研究 一、悉昙文字及悉昙学的源流与传播简介 “悉昙去声”是古印度佛教化的文字学名称“帆鈰（拉丁文正确转写应为Siddhā?）”的标准汉文对音转写，通常简称“悉昙”而省略了“去声”的拼音法的标注而意译为“成就”、“成就吉祥”。由于佛教是建立在众生平等的基本原则上并作公开的普世传播的世界宗教以反对维护不平等的印度种姓制度的印度婆罗门教，故其所确立的为佛教的公开普世传播服务的佛教化的悉昙文字学理论和传播实践，与专门为婆罗门教僧侣垄断而只在其内部秘密传播的婆罗门教语言文字学经典的《波你尼经》在文字的起源和文字命名取义以至其理论目的和传播方式范围等方面的实践是有很多差异和基本对立的。 以往中国有的专家学者因不知佛教与婆罗门教在文字学的理论和传播实践等方面的差异与对 立，因而有不少误论。笔者率先对此作了论述以补正有关失误。见谭世宝：1.《悉昙字音与汉 字字音分析之关系》，载王尧编《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 2. 《略论佛教的语言文字政策及其伟大成果》，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1998年11月21-23日，江苏无锡灵山，载《佛学研究》，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1999年.11。后为澳门佛教总会所编《澳门佛教》第11-14期连载。 由于这不但表现在以“悉昙”为其文字及文字之学的总体命名取意上，更重要的是从其对悉昙的每一个根本字或字母的解释，到对世界上所有语言文字的关系之总论和具论，无不打上了佛教化的烙印。所以，佛教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阶级、语言限制的世界普及性，注定了其有关语言文字的经论，是可以通过各种语言文字包括汉、日文字的显密二教的经论，向接受其教义的中日等世界诸国传播，并在其所传播的各国尤其是中日两国产生出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晋唐时期的汉译佛教诸经论，常以悉昙（章）作为佛教化的字母表及缀字拼音方法的图表以及论著的敬称。故悉昙既可转为总称有关印度声字，亦可进一步转为总称世间一切声字之学。广义的梵文可以是广义的悉昙字的或称，而现时通常学者及一般人所说的梵文，则多特指天城体（Devānagarī）的梵文，是较后出因而要到十一世纪纔完成的一种梵文字体，也是当今狭义的梵文。唐以前传入中国的悉昙体（Siddhamāt?kā）字，才是其时及当今沿用的狭义的悉昙字。本论下文如不说明，则是使用狭义的“梵文”一词以及狭义的“悉昙字”一词。 由于广义的梵文可以是悉昙字的或称，加上以今代古，以偏概全的情况普遍流行， 例如，【明】赵宧(按:今人多误“宧”为“宦”)光《悉昙经传》将后出的城体梵字称为“大梵书正体”，而将古悉昙字的一种变体称为“大梵书变体”，见饶宗颐编集《悉昙经传──赵宧光及其《悉昙经传》》90-91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9年。又如赵憩之（赵荫棠）《等韵源流》6-7页间的附表把全部汉译诸经论的悉昙字都改写天城体梵字而称之为“梵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而且以往中国内地很多所谓研究梵文及悉昙文字的论著都只载有其罗马字母的转写形式，通篇或全书竟然没有一个梵文及悉昙文字的原字。这样的研究就如同单用用汉语拼音字母而不用汉字原有的文字字体来研究古今汉字一样，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在学界长期流行的一大误论，以为梵文及悉昙文字的字母都是和罗马字母相同的表音素的符号，故都称之为拼音文字。其实，梵文及悉昙文字与后来受其影响而产生的日文字母与藏文字母一样，都是表音节的符号。例如，其字母狣、玅、先 例如，【明】赵宧(按:今人多误“宧”为“宦”)光《悉昙经传》将后出的城体梵字称为“大梵书正体”，而将古悉昙字的一种变体称为“大梵书变体”，见饶宗颐编集《悉昙经传──赵宧光及其《悉昙经传》》90-91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9年。又如赵憩之（赵荫棠）《等韵源流》6-7页间的附表把全部汉译诸经论的悉昙字都改写天城体梵字而称之为“梵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谭世宝率先对此类问题作了批评，参见其《汉译悉昙文字的一些问题研究》，载《中国文化》第13期，1996年，北京。 晋唐时期的汉译佛教诸经论所传悉昙文字及其学说可分为两大系统：其一主要有般若、华严诸经论的四十一至四十二字等；其二主要有涅盘诸经论的五十至五十一字等。现代学者多称前者为以佛理为序，后者为以音理为序，而且盛赞后者比前者科学合理，以至于基本上把研究的焦点都集中到后者。例如罗常培说：“前一系是一种密宗持诵的‘旋陀罗尼’……因为它并不讲梵文声母韵母的，所以音系凌杂，漫无统纪。不像后一系把四十九字分成‘字音’、‘比声’、‘超声’三大类，而比声又各按五音判别，轻重清浊不失其伦。”见《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25页，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笔者认为，这是片面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