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论文）《论汉语诗歌语言的音乐性》.doc

论汉语诗歌语言的音乐性 2011-02-13 21:59:35 论汉语诗歌语言的音乐性 ----新诗音律研究 黄玉顺 ??按语： 这篇《论汉语诗歌语言的音乐性》是我在1980年、即在23岁时所写的东西了。当时我在成都大学中文系学习，这是我的毕业论文。时隔二十多年，现在把它整理出来，正文一仍其旧，以存原貌；只是极个别明显的错别字才有所改正，另加上了全文的副标题“新诗音律研究”、并各节的小标题；全文正标题加上了“汉语”二字。 我当时是请担任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课程的陈仰高先生评阅的，他后来回复了我一封详尽的信，谈到：这篇文章“所论述的内容，远非现代文学史学科的任务，是文学批评史或汉语诗律学的任务了”；言下之意是说，严格来讲，这篇文章不应该由他来评阅。这确实是事实：尽管我是在述评闻一多、何其芳等人，但我当时的真正写作意图却是在汉语诗歌语言之音乐性本身，而用意则是在探索现代新诗的音律。 不仅如此，在今天看来，这篇东西似乎还别有一些意义：旧体诗词的格律被打破以后，汉语诗歌的音乐性传统如何在新诗中重新得到发扬，这远不仅仅是关乎诗歌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关乎汉语的问题，而且是关乎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原教旨主义”式地照搬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具体形式，那么，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精神如何可能得到弘扬？本文对汉语诗歌的音乐性及其在现代新诗中的体现形式的探索，可以说是在这方面提供的一个具体例证。 ----作者于2006年9月 ??标题是《论诗歌语言的音乐性》，其实，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诗歌的“格律”问题，更准确点儿来说，就是“音律”问题。[1] 我希望本文的内容能表明这并不是概念的混淆。 一、关于建立“新格律诗”之必要性的讨论 我为什么想探讨诗歌的格律问题呢？因为就今天的新诗看，确有建立新格律诗的必要，而至今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还未能彻底解决，所以就很值得研究。 为什么说有必要建立新格律诗呢？何其芳说：“我是从诗歌的传统、诗歌的内容、诗歌的读者的习惯和诗歌的发展等方面来考虑，都觉得有建立现代格律诗的必要。”接着他又补充一点：“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它和我国古代的诗歌传统相当地脱节”，而“要解决新诗的形式和我国古典诗歌脱节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建立格律诗”。[2] 其实这也诗歌“传统”问题。 关于读者对新诗形式的不满和要求，何其芳已经有具体详细的说明。[3] 而关于诗歌内容对形式的要求，他说：“诗的内容既然总是饱和着强烈或者深厚的情感，这就要求着它的形式便利于表现出一种反复迴旋、一唱三叹的抒情气氛。有一定格律是有助于造成这种气氛的。”[4] 后面那句话有一定道理；但我不禁想问：抒情散文同样“总是饱和着强烈或者深厚的情感”，为什么不求助于格律呢？足见这不能作为一条应建立格律诗的理由。但他所提出的另外两条理由----或者说另外两个现象，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一是诗歌的传统。他说：“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基本上是格律诗的传统。”（他这里说的不是旧概念的格律，而是“每行的节拍有规律并且押韵也有规律的诗。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概念，我国古代的四言诗、五七言诗，都是格律诗”。）[5]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一是新诗的发展。他说：“十年来[6]的诗歌创作是倾向于格律化的。格律诗的提倡和实验，自由诗的减少，都是这种倾向的表现。…… 最近几年来的‘半自由体’的兴盛也是反映了新诗倾向于格律化而又尚未格律化的。”[7] 这确实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倾向。 但是以上两点，不过是诗歌的历史和现状的现象而已。还应更进一步----象何其芳那样----发问：“这难道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吗？”很显然不是。那又是什么缘故呢？何其芳解释道： 我想这不但和诗歌的起源有关系，而且和诗歌的内容也有关系。最早的诗歌是和歌唱不分的，这就决定了它的节奏常常有一定的规律。后来诗和歌唱分了家，但仍长期地普遍地虽说程度不同地保存着这种形式上的特点。我想，这决不是一种“蛮性的遗传”，而是这种形式上的特点虽然一方面对于诗的内容的表达给予了若干限制，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是和诗的内容的某些根本之点相适应的，而且能起一种补助作用的缘故。[8] 关于内容，上文已经谈过，这个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诗与歌唱的起源，这倒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根据。但是这还没有说够----还漏掉了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假如我们又问：既然诗已经和歌唱分了家而独立了，它为什么非要保持歌唱一般的节奏不可呢？可见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诗歌自身的特点。这特点就是诗歌语言的音乐性。诗歌是一门独立的语言艺术，它之所以能区别于散文（包括抒情散文），就在于它是诗歌----既是诗歌，就必须有诗歌的语言，也就必须有音乐性，就必须有“语言的音乐”。关于这个问题，以下各节中将较为详细地讨论，这里暂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