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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贫困测量及述评 　　摘 要：贫困的测量是各国贫困研究关注的焦点，测量方法随着对贫困概念认识的深化不断变化。如何科学合理地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筛选，成为多维贫困分析和测量的关键。研究发现，非公理标准下的多维贫困指数具有算法简单、操作方便等优点，但缺陷在于各维度间相关性较强且权重分配具有主观性；公理化标准下的多维贫困指数，虽然在指数维度加总问题上存在异议，但满足了大部分公理的要求，且测量结果更稳健。 　　关键词：多维贫困；度量；非公理化标准；公理化标准 　　中图分类号：F014.4；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1-0024-08 　　一、引言 　　贫困的测量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各国贫困研究关注的焦点。自Amartya Sen（1976）首创提出“能力贫困”的新思路以来，理论界逐渐从“能力集”角度的多个维度来考察贫困。具体的贫困测量是一个涉及货币指标、福利水平、以及家庭脆弱性等复杂问题，涵盖了与贫困有关的概念和方法论。一方面涉及了贫困研究过程中的主体确认、识别、维度指标选取和加总；另一方面关系到实证运用上贫困人口的瞄定、地区或维度的分解、以及反贫困政策的制定等。然而，目前尽管在贫困理论研究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有关贫困的测量方法仍需进一步完善。总之，学者们主要就贫困概念在客观性、道德标准和规范性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界定，但仍未就贫困分析的方法运用上达成一致的观点。贫困研究中大多数遗留的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多维度贫困的性质和动态性有关。鉴于此，本文旨在回顾贫困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同时，综合了基于公理化标准和非公理化标准的多维贫困测量的主要方法，对其优缺点展开系统的比较，为科学合理地选择贫困指数提供理论参考。 　　二、贫困的概念和测量 　　贫困概念的界定越是宽泛，对贫困的测量就越显得困难。从贫困概念研究不断深化的过程来看，其界定也从最初的收入贫困发展到以Sen为首的能力贫困，再到目前的权利贫困。从贫困类型考虑，则主要可分为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社会排斥。传统上的贫困概念是指家庭收入低于某个临界值，即日常生活中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情况。在这方面，最早提出维持基本最低生活必需品，而建立个体家庭贫困线指标的是英国经济学家Seebohm Rowntree（1901）。他提出的贫困概念，主要与生存的需求相联系，是从个体的角度定义的贫困，进一步将其量化并全部转化为货币量来表示，以此来划分贫困线。这可以说是开创性的，Rowntree的观点得到了当时学者的普遍认同[1]。然而，他的“一篮子”方法存在明显的缺陷，即除基本的营养需求可以量化以外，其他必需品很难从现实中设定最低的水平值。 　　实际上，这种按照个体或家庭经济状况来界定的贫困，就是收入贫困，属于绝对贫困的范畴。到目前，国际上的反贫困项目大部分都是基于这一标准，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0）根据1985年的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计算的一天1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和一天2美元的贫困标准[2]。另外，自2000年以来，中国结合国情确立的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前一个称为生存标准或极端贫困标准，后一个称为温饱标准。从相对与绝对来看，都属于绝对贫困范畴，低于该贫困线水平，生存将受到威胁[3]。相比之下，相对贫困是指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而言，个体所缺乏的。这一概念由Galbraith（1958）、Runciman（1966）和Townsend（1971）等人提出并推广。相对贫困线是与收入分配相关的，以一个国家国民平均收入的30%～50%为标准，收入处于该标准之下的个体，就被确定为相对贫困人口。随着理论更新，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社会排斥概念，这是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补充和完善。Strobel（1996）指出，社会排斥是个体与社会整体间的断裂，强调了个体被社会群体所排挤，享受不到人应该享有的权利[4]。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在社会排斥的基础上融入了家庭脆弱性问题，出现了权利贫困的概念。权利贫困涵盖了个体在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权利缺乏导致的贫困。这一概念不仅考虑到了个体生理的因素，还考虑到了社会文化、环境和心理的因素，是对收入贫困内涵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Sen（1999）指出，家庭贫困的根源是来自“能力的缺乏”，是能力被剥夺造成的[5]。他认为，收入贫困只是能力贫困的外在表现，是由于个体工作经验、知识、获得的机会和健康状况的不同，导致获取收入的技能和能力的差距。Sen（2001）根据人的正常基本可行能力获得保障为基础，即免受不正常死亡、饥饿、营养不良、慢性流行病以及其他方面条件的缺失，提出了以能力方法为标准定义贫困的多维贫困理论[6]。与传统上以收入为标准定义的贫困相比，按能力来界定的贫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