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森克与人格大三.ppt

爱森克与人格大三 人格测量 古希腊医生盖伦把人分成四种类型。 20世纪40年代人格理论大力发展的年代。R?B?卡特尔和爱森克。 盖伦爱森克类型维度1975年，爱森克第三个人格维度，称之为“精神质”（psychoticism）。在此维度上得分较高者，常会表现孤独、不忠诚、不关心他人、不遵守社会规范的倾向，精神医学中的精神或精神病态人格即有此倾向。爱森克认为精神主要是基于遗传，而且在男性中远比在女性中普遍。McKenzie认为精神质是和佛洛伊德所指“超我强度”相应。 沃森和克拉克（Watson Clark，1993， 1994）对“大三”模型的定义： 正如它的名字所标明的，大三模型就是基于 1.神经质／负情绪(N／NE)——神经质 2.外倾性／正情绪(E／PE)——内外倾 3.去抑制对强制(DvC)——精神质 三个广泛的超级因素，对于描述人格层次结构的最高水平来说是必要的。 神经质 简单说来，N／NE反映的是一个人在何种程度上把世界知觉为有威胁的、不能预知的、使人痛苦的个体差异。 在这一项上得高分者的经验提高了负情绪的水平，继而报告了一大堆问题； 而那些在此特质上得低分者则是平静的、情绪稳定的以及自我满足的。 内外倾 E／PE涉及个体试图控制环境的意愿。 得高分者(例如外向的人)倾向于活跃的生活、精力充沛、充满热情、快乐和充满信心。作为这个一般取向的趋势的一种表现，他们还寻求并喜欢同他人交往，容易接受他人的意见。 相比之下，在这个维度上得低分的人(如内向的人)往往是含蓄的、疏于社交的，他们报告了更低的精力和信心水平。 精神质 DvC反映了在控制之下不受控制态度的行为趋势的个体差异。 去抑制的个体是冲动的、有一点鲁莽，主要受即时的感情和感觉支配。 相反，强抑制的个体仔细计划、避免冒险或危险，他们行为受到长期意义的更强的控制。 不同的大三模型 大三与睡眠 睡眠量与DvC有一定的相关，与N／NE或P／PE都不相关。 高去抑制者睡得更长。去抑制的个体晚睡，晚起 。而且，这个效应非常明显应归因于DvC的无忧虑定向分量表而非反社会行为。 低去抑制的个体，具有“夜猫子’’特征。且在无忧虑定向上比在反社会行为上观察到更强的相关。 高E／PE的个体更可能是“早晨的百灵鸟” 。 正面情绪分量表的项目更充满了认知内容(例如，“我过着非常有趣的生活”和“我能把其他人认为是工作的一些东西当作游戏”)。 DvC与物质滥用 文献来证明DvC与物质滥用之间的高相关，和N／NE及E／PE两者之间缺乏相关。 (Wechsler，Davenport，Dowdall，Moeyken，　Castillb，1994) 酒精滥用似乎与无忧虑有更强的相互联系，而非反社会生活方式(在大五的术语中，就是同低宜人性比同低责任性的相关更高)。 烟草滥用(它本身就同酒精滥用相关)同无忧虑有不太显著的相关,但却高于同反社会生活方式的相关。 性行为与DvC相关研究表明，杂乱的性行为也同DvC相关，而与N／NE或E／PE都不相关 (WatsonC1ark，1993；Zuckerman，Tushup，Finner，1976)。 大三与宗教行为 Watson和Clark(1 993)也报告说，“知觉到的脱俗”(perceived spirituality)与E／PE有正相关，与DvC有负相关。 大三与工作和成就 Barrick和Mount(1991)的元分析表明，责任性是作为所有行业群体的所有工作表现标准的一个重要预测者而出现的，而E／PE可以有效预测涉及社会交互作用的职业。 根据Watson和Clark(1993)的报告，DvC分数可以比SAT分数更好地预测大学第一和第二学期的成绩。 为了确定学业表现是否与DvC分量表有不同的相关， Watson用一个更大的样本对这项研究进行了重复。结果呈现在表16．6下端，表明大学里的业绩同N／NE或E／PE都无关，但能通过DvC而得到预测，尤其是通过无忧虑定向而得到。 大三是气质模型 Riemann及其同事(1997)通过进行自评和他评的综合分析而分离了这两个效应。使用这种改进的方法，他们发现在N／NE和E／PE中变异的近70％可归因于遗传因素，仅有大约30％可归因于非共同环境。 外倾性／正情绪性——神经生理机制 德普（Depue 1996）主张，正诱因刺激即奖励信号，激活了构成E／PE基础的神经生物系统。 这些刺激物包括无条件刺激如食物、可能的配偶和安全等；也可以包括诸如社会交往、爱好或成为领导的机会的条件刺激。 与E／PE相关的动机相应地是正诱因，相关的情绪是正感情。因而诱因动机的激活让机体带着可以标记为激动、渴望，或希望的积极预期和感情，准备去寻求潜在的奖励。相应地，与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