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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刑法三剑客是哪几个？ 山口厚、西田典之、前田雅音 日本当代刑法学家之一：牧野英一(2011-10-24 00:27:22)转载▼标签： 杂谈 牧野英一 （1878~1970） 牧野英一，明治11年生于岐阜县，明治32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明治40年，年仅29岁的他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他赴欧跟随李斯特留学3年后回国，大正二年升任东大教授直至昭和13年退休。牧野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刑法学家、法哲学家，曾于昭和21年被日本天皇指定为贵族院议员，并任修改刑法调查委员会委员、法制调查委员会委员。昭和25年获颁日本国家“文化勋章”，昭和26年被评为“文化功劳者”，昭和40年被授予“勋一等瑞宝章”。昭和45年4月18日牧野先生逝世，享年92岁高龄。 牧野先生是日本近代刑法学的倡导者，也是日本主观主义刑法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在日本刑法学史上，虽然在他之前胜本勘三郎等人已把实证主义学说介绍到日本，但是，将这一学说和前期新派潮流作为“必然的、进化的”产物进行体系化，汇总而且集大成的，正是牧野先生。他的超人业绩，对明治、大正、昭和年间的刑法思想是影响最大的，而且持续时间也最长。从长期研究活动的最初起，他就不单纯是刑法注释学者，而是一位法学思想家，他曾说“法律是冷酷的，但我们可以用温暖的方法来处理”。 牧野英一的刑法理论主要是在刑法进化论的基本思想下实现的： 1．文化国思想 牧野认为，在启蒙时期，国家处于一种法治国的状态，就应当限制国家机器对人民的压迫；而当国家发展到文化国时，国家与人民的价值是一致的。文化国思想的进化，以及合理而科学的社会防卫利益的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罪刑法定主义对社会防卫、主观主义、个别预防、目的刑、教育刑等刑法的进化来说，已经起到了阻碍作用。因此，在文化国传统的罪刑法定是无价值的，应当提倡类推。牧野也并不主张将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全盘否定和抛弃，而是提出了应该将其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加以修正，进而赋予新的内容。他从罪刑法定主义的刑事政策出发，提出在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已有的限制机能之上增加促进机能的方案，以达到保卫社会和保障人权的统一。 2．犯罪征表说 牧野所主张的征表论，“是自然科学的犯罪论中，除掉其宿命论部分，并考虑了新的改革运动的”[1]。应受处罚的是行为人的危险性格，行为只是征表其性格的因素。他主张对犯罪行为的确认应把重点由客观方面（即外部行为与结果）向主观方面（即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转移，要运用心理学、生物学的研究成果研究行为人的心理及其作用，根据其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决定社会防卫。研究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及故意/过失这些主观要素，其意义并不在于本来意义上的追究责任，而是根据他的反社会性格的特征来决定刑罚的适当性的必然性标准。 3．教育刑理论 牧野指出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报应刑主义是回顾性的，而目的刑主义是展望性的。从根本上来说二者是不同的。报应刑是通过刑罚手段满足报应心理和保持社会的道义；而目的刑是为了保障以后的、共同生活的社会。牧野先生主张不依靠镇压，不依靠预防和利用权力的方法，而是用科学的方法，教育犯人从善，把目的刑、教育刑论同特别预防论结合起来，将行刑改革朝着改善刑的方向“进化”。[2] 4．自由法论 牧野先生指出了法律的矛盾性，一方面“法律是由于社会生活的结果而成立的状态”，另一方面，“法律是支配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3]，法律本来的性质是保守的，但在本质上又不能维持其保守性。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在法律的解释上予以突破。他主张“法律解释的解放”，即“以新社会的理想代替法律制定上、事实上的趣旨而推度法律的适用，而所谓法律的缺陷同时也藉此新社会的理想来填补”[4]，由此法律也随之而“进化”。 作为长期论争的对手，小野清一郎这样评价牧野先生：“最能反映他的思想的，是他的自由法论。他对以往的、容易偏向于形式化的概念法学进行了批判，用一种新的社会思想，把法律解释从形式逻辑中解放了出来，让它成为自由的东西。先生透彻的自由法论，将大大影响今后的法学。在刑法学方面，先生立足于近代学派的学说，确定了以目的刑和主观主义为要点，并在以后将目的刑论修正为教育刑论。” -------------------------------------------------------------------------------- [1] 牧野英一：《罪刑法定主义与犯罪征表说》，有斐阁，1918，第145页。 [2] 中山研一：《刑法の基本思想》（增补版），成文堂，2003，第3页。 [3] 牧野英一：《法律上之进化与进步》，朱广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点校本，第1页。 [4] 牧野英一：《法律上之进化与进步》，第60~61页。 日本当代刑法学家之二：宮本英脩(2011-10-24 00:29:03)转载▼标签： 杂谈 宮本英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