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 说例莫言《红高粱》分析.docVIP

第十三讲 新写实小说 下次课阅读文本：莫言《红高粱》、苏童《妻妾成群》。 1980年代中后期社会转型，社会阶层各个成员的文化色调在重组，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淡化，一部分人认同普通市民立场，这是一个自觉的文化立场的选择，对日常生活采取近距离写实性的扫描。 一、概念 新写实的概念出现于1989年第3期《钟山》的新写实主义小说联展。它是继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现的又一面旗帜，它以一种放逐理想、解构崇高的“零度写作”，“纯粹客观地对生活本态进行还原”，展现现实的“原生态”，将生活的“原色原汁原味”和盘托出，以求达到展示生活的“毛茸茸”的状态。在题材上注重对凡俗生活的表现，大量平淡琐碎的生活场景和平庸世俗的小人物构成了新写实小说的主要内容。代表性作家作品有：刘震云《单位》、《一地鸡毛》，池莉《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方方《风景》、刘恒《狗日的粮食》、《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 二、背景 1．话语转变 国家话语——民间话语 公共话语——个人话语 1980年代后期，商业主义盛行和传媒行业的兴起，使中国现代文学所张扬的具有精英主义色彩的政治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遭遇空前的挑战，从思想文化层面入手来解决民族—国家问题的精英主义理想，在文学领域中不得不被摒弃。因此，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学实际上面临着一个由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向民间话语、由公共话语向个人话语转变的问题。 2．王朔现象 这一转变的标志性文学事件，就是所谓的“王朔现象”：王朔小说的流行、大规模地进入影视传媒及对于王朔作品的争论。王朔的现代性特征在于：立足于市民立场来把握社会历史，这为历史批判的精英主义传统划上了一个历史界线。王朔的小说开启了一个抛弃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市民社会日常生活书写的审美旅程和言说方式。这样的开端未免充满了过犹不及的极端色彩和快意宣泄，它所遭受的种种非议，正是来自于精英主义话语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的无力感也是显而易见的。1993年由王晓明、陈思和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3．人文精神大讨论 1993年第6期的《上海文学》发表了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的对话录《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王晓明认为：“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这次讨论中，参与者批评了当时比较流行的文化，一是王朔的“痞子文学”，二是张艺谋电影的商业化倾向，“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 “人文精神大讨论”持续了三年，依然无力抵抗中国人文精神继续“滑坡”的危机。它显示了在市场经济、商业氛围真正形成以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尴尬处境：面对活生生的物质利益的强烈诱惑和残酷压迫，80年代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中的启蒙话语显得是多么苍白！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依然如此：不仅普通民众被淹没在物质利益的海洋中无法自拔，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无力拒绝来自物质的诱惑和压力，他们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义务和责任，而完全认同了现实社会的金钱逻辑。我们对这样的现实感到不满，但又实实在在地感到无可奈何。 三、小说的特点及不足 （一）特点 1．还原生活本相，再现平庸生活。 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征是还原生活本相，拒绝理想的勾画，摒弃传统现实主义中的强烈政治色彩，瓦解文学的典型意义，不再追问生活有什么意义，强烈地体现人的生存意识。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农村里那些整天蹲在路边看人来人往的老头老太太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新写实小说大多以现实社会庸常人生的平实叙写，客观真实地再现作家们经历过、感受过、体验过的现实人生，他们所写的用方方的话来说就是：“其实都是身边的事”。新写实小说中没有惊心动魄的战争，没有可歌可泣的爱情，没有充满阴谋的政治，也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有的只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琐事，如恋爱、结婚、生子，经济的拮据，住房的拥挤，气候的冷暖，菜价的上涨，夫妻间的打打闹闹、争争吵吵，婆媳之间的鸡毛蒜皮、勾心斗角等等，大多都是发生在你我家庭中的琐事。即使走出家庭，所展示的也还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事：上班、下班、工作繁忙，同事之间的争风吃醋、明争暗斗，领导之间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林林总总,无外乎家庭中或单位里的凡人小事。 2．追求零度写作，采取平面叙述。 叙述立场的中立、客观、冷静。 不重情节结构的戏剧化，而重叙事方式的完全生活化；不重情节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而重生活的“纯态事实”的还原；不重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而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是一种生活流式的故事结构。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被人称为平面叙述，它不采用传统小说的由开端、发展，到高潮、结局的结构方式，而是按生活时间的先后流程结构作品，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常是杂乱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