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语学科人才培养的认识.docx

PAGE PAGE 1 对外语学科人才培养的若干认识 为庆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二十周年而召开的“传承·创新·引领”外语学科发展高层论坛共有四个议题，即外语学科的价值与学科边界，外语学科的改革与内涵建设，外语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中外人文交流与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我的发言重点放在第三个议题。要说明的是，在讨论时我多少会涉及其他几个议题。其次，我本人退休多年，未能和各位老师在教学第一线上并肩战斗，发言内容够不上“体系创新”的要求，只能从个人的视角汇报一下自己目前的若干认识。 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容许我先介绍一个三十多年前的史实。早在1983年北京大学为了将英语组从西语系下独立成系，与西语系、东语系、俄语系并行，曾邀请教育部和北京市一些高校的专家进行讨论。当时北京大学曾提出取名“英文系”的方案。讨论时校外专家王佐良和许国璋先生等建议取名“英语系”更妥，因为他们更了解国家对外语人才的总体需求。因此，本次论坛采用了“外语学科”的提法，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提出的“外语语言文学专业”。我认为这传承了国家和外语界先辈的认识和期待。如果是“外文系”或“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我们对外语人才培养的理解会限定于“文学”和“语言”两个方面或两个方向。如今，虽然“外语学科”的提法少了四个字，在概念上开阔多了。事实上，需要外语人才的部门和单位很多很多，如外交、军事、外贸、科技、医学、文化、教育、商业、旅游等。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提示我们，对外语人才培养不能就事论事，而是应该提到国家语言战略的高度去认识、讨论、贯彻。 我不否认，就“外语语言文学专业”而言，对学生进行“文学”和“语言”的技能培养都是必要的，但也应该认识到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至少本世纪初教育部提出的“翻译”专业在过去数十年未受到重视，如今许多高校已成立了“翻译学院”。我本人就有这样的经历，1950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英语组后，系主任吴达元先生在与新生谈话时就明确告诉我们，根据国家需要，学校是按翻译方向培养我们的。日后的情况的确如此，1954年毕业后，我先后在总参二部任过“见习翻译”“翻译”和中国农业科学院 “翻译” “翻译组组长”等职务。 胡壮麟。“坚守信念，服务国家——从外语实践到语言教育与研究”。《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19（3）， 3-7。 最近，国内又有许多学者提出发展“学科英语”、“专业英语”等建议，以至于更具体的“商业英语”“外交英语”“科技英语”“旅游英语”等。我个人认为这些建议对于一些专科性明显的高校问题不大，如对外经贸大学、外交学院、科技大学、医科大学、军事院校等，但对于我国的综合大学和外国语大学却成了难题。这表现在综合大学有关文、理、工科的专业太多，单靠外语老师难以有针对性地完成此任务。至于各地的外国语大学则基本上没有理工院系的设置，无法培养这类人才。综合大学和外国语院校的共同点则是这些高校的师资队伍基本上没有既懂外语又懂某个专业的双肩挑老师。我也曾多次提过这样一个实例，北京大学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曾撤销过大学英语教研室，把大部分没有学过理工科课程的英语老师分散到其他院系去编写结合各院系教学内容的教材和讲课，困难较多。最后学校教务部在1983年又把这些老师调离校内的各个院系，进入新成立的英语系。 我也不否认，在具体培养外语学科人才时，有多种道路。例如，解放前我国高校培养外语人才走的是“文学道路”，通过学习外国文学作品学习外语。最近，我读到本院黄必康教授准备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书稿《英语散文史》，作者在前言中谈到各种散文语类“既有传达事实，表述思想和教育的功能， 又有文学陶怡和审美的功能。”这个观点我最能理解，因为我在解放前念的是上海市私立圣芳济中学。这所学校的英语教学不走传统的英语文学道路，而是英语散文道路。我们在高中的英语课本采用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 (Washington Irving）的散文集The Sketch Book（《见闻札记》）。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文专业三年级，为了响应毛主席倡导“三好”的号召，在学好英语方面，我再次认真阅读了欧文的The Sketch Book。学习英语散文作品对英语智能的帮助更大。这表现在散文语篇中的词汇都很实用， 语篇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合理，长度短小精干。阅读者可以根据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选择有关内容阅读学习，如从事旅游工作的可多看游记，从事科学类工作的可多看通俗论文，从事政治和新闻类工作的，可多看报刊评论，等。 在培养外语人才的方法上，也可深入讨论。上世纪1952年院系调整后强调的是“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老师俞大絪先生在采用“活用词教学法”时，要求我们将课文中新学习的英语单词编写成一篇短文，在班上宣读，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