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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行政权力腐败现象的存在和滋生,制约、影响甚至破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首先,行政权力腐败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行政权力腐败还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在探究行政权力腐败产生根源的基础上,正确而有效的治理行政权力腐败是以省政府公信力、促进公共资源有效配置的关键问题。 现有文献普遍认为行政权力腐败产生具有必然性,并受到经济、社会、法制、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现有研究大多数从腐败产生的外在环境入手,对腐败主体的研究也多集中于伦理与心理学方面,缺乏对腐败主体为何产生腐败动机以及潜在动机转变为现实的理论解释。本章运用公共选择理论探析行政权力腐败的内在机理,分析我国行政权力腐败的特征与成因,并借鉴国外行政权力腐败治理的先进经验,提出我国行政权力腐败的治理路径。 二、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内在机理 1. 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微观机制 不同于传统廉政学说强调官员品德在防治腐败中的重要作用,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市场。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受利益驱动,只要有利可图,就能调动人们行为的积极性。对公职人员来说,影响其行为的既包括政治利益,也包括经济利益,并由这些利益决定他们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选择。实践中出现政府决策与公共利益需求背道而驰的现象,归根结底取决于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自利性。 成本和收益的差异性揭示了腐败产生的微观机制。按照经济人假设公职人员选择腐败或者不腐败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核算成本最低、收益最大化的过程。当选择腐败行为的收益比其他成本大的多时,公职人员就具有腐败的动机;反之,当选择廉洁的收益比起成本大的多时,公职人员就具有廉洁的动机。如下图所示: 在上图中当出现腐败诱因时,公职人员有两种选择:廉洁或是腐败。选择廉洁获得的效用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助等的限期收入L,包括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等的预期收入P,道德满足感M。选择腐败公职人员一方面获得包括侵占国家财产的贪污收益、间接收受他人财产赠与的贿赂收益以及肆意使用权利等带来的扭曲的精神收益的直接腐败收入B,另一方面要包括直接支出成本I、被查处时所面临的法律成本、经济成本、名誉损失、因腐败而付出的道德代价等腐败成本。 设p表示行政权利腐败被查出的概率,那么公职人员腐败的预期效用函数为: Eu=U[B-I-p(Cl+Ce+Cm)+(1-p)(L+P),Mb] 在上式中,当其他因素不变时,腐败的预期效用与被查处概率p以及腐败成本成反比,即被查出概率和腐败成本越高,腐败的预期效用越低。由此可以认为,公职人员作出行政权力腐败行为的微观层面的原因是被查处概率较低、腐败成本较低,因此腐败的预期效用较高。 为了更加精确的反应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微观机制,我们建立坐标图,如下: 在上图中,X轴表示腐败收益,Y轴表示腐败成本,45°线为抵偿线,表示腐败收益与成本相抵消的情况。当法律制度完善、腐败惩罚力度大且执行有效时,腐败者付出的成本曲线为AA’,此时腐败成本高于腐败收益,理性人不会选择腐败行为;但是,AA’仅仅是腐败的理论总成本线,由于法律制度、监督机制等不健全,腐败被查处的概率较低,腐败的实际总成本往往低于理论总成本,表现为曲线BB’。与曲线AA’相比,曲线BB’在抵偿线之下,腐败的成本低于腐败收益,此时腐败行为“有利可图”。由此得出:在各 种社会约束软化,腐败成本过低且腐败收益很高的情况下,巨大成本收益差异成为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微观层面原因。 2. 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宏观机制 政府干预和公共规制是应对宏观领域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政府干预使得个别企业或个人具有了进行不公平交易的特权,因而为其创造了获取超额收入的机会。这种超额收入被称为“租金”,以获取这种特权为目的的活动称作“寻租活动”。 寻租空间的存在是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宏观原因。我们用下图来分析寻租行为。 在上图中,当不存在管制时,某产业的供给曲线S0向右上方倾斜,需求曲线D0向右下方倾斜;当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点A时,三角形OAD为生产者剩余。当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这个产业实行征税、收费等干预时,则会提高该产业中所有厂商的成本。该产业的供给曲线因成本提高从S0移动到S1。此时,只要梯形CDEF的面积大于三角形OAD,即提高价格的收益大于销售量减少带来的损失,对厂商而言政府干预就是有利的,他们就愿意为获得额外的利润而向政治家或官吏支付报酬。 由于寻租空间产生与政府干预,而政府干预又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因此寻租行为可以被视为解决经济问题的代价。现实中,公职人员既是寻租的客体,也是寻租的主体。面对利益的诱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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