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之探窥 ——兼析范进艺术形象.docVIP

《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之探窥 ——兼析范进艺术形象 《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之探窥 ——兼析范进艺术形象 《儒林外史》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成为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这种讽刺艺术的形成与作家所处的时代及其生活的遭遇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吴敬梓出生在安徽全椒县的“名门望族”，他的先代以八股文起家，在明清易代之际亦曾“家门鼎盛”。他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朝的统治地位虽已巩固，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依然尖锐、激烈。封建统治集团采取专制与怀柔双管齐下的政策，制造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与提倡“八股取士”的制度兼施并用。吴敬梓二十岁时考得秀才，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应“博学鸿词”的考试，但他未赴试。吴敬梓中年以后，由于家道中落，加上“性耽挥霍”，生活日趋贫困。 《儒林外史》写于他寄居秦淮的乾隆时期，大约完成于乾隆十五年(1750)。吴敬梓的著作，除《儒林外史》外，还有《文木山房集》及《金陵景物图诗》。《儒林外史》的创作正是他生活贫困的后期，作品思想内容的鲜明深刻，也与他否定功名富贵是分不开的。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文士们除热心于八股举业之外，其它全不在意，吴敬梓厌恶这种社会风气，他继承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谴责科举的进步传统，通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把对科举的批判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作品中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安排在明朝中叶，实际上写的正是他生活的社会现实，即清统治下的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他采取“旨微而语婉”的表现方式，表达了他反对科举轻视功名富贵的基本思想，作品剖析了在科举制度毒害下，各类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对当时的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乃至整个社会风尚都做了无情的揭露与讽刺。小说最主要的成就是描写了封建社会中各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抨击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的麻醉与毒害，讽刺了那些利禄熏心热衷功名的学子。 周进是个腐儒的典型，他考到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受尽嘲弄，但是一旦考上了，立即改变了社会地位，享受了各种优待。他的遭遇说明了科举制度引诱读书人落入统治者的圈套，把一生的精力消耗在八股文中，陷入麻木不仁而不自觉。 马二先生是个迂儒的典型。他把举业看成人生唯一的光明大道，对八股迷信到了极点，热心的到处作义务宣传员。 知识分子通过科举的阶梯上去以后，往往就成为昏庸无能和贪赃枉法的官僚。南昌太守王惠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刚一任就打听地方人情，可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略有些通融。吴敬梓对科举的批判，与对封建腐朽官僚的揭露是联系在一起的。 取得了功名的知识分子，即使不做官，寄于乡里也可以变为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横行霸道。作者把希望寄托于落魄不得意的文士，以及自力更生的下层人物身上。 《儒林外史》总的艺术特点是结构独特：全书没有贯穿人物和主要事件，却有整体的布局，作者安排了楔子和尾声，开始介绍王冕，结尾描写四个市井奇人，互相映衬，体现了作者的思想。作者在反对科举制思想的指导下，选取了科举士子的人生零碎，分回写出儒林各类的形象。书中常用一回或几回来写一个人，这样自成一环，环环相扣，情节互相推移，人物各有起落。有的这一回是主要人物，下一回就退居次要地位，这样每回可以独立成篇又统属儒林。因此兼具了短篇与长篇小说的特长。这种结构方式，可以塑造大批的人物。《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作品反映的地域遍及全国各地，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和事件，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一个侧面。这样的结构方法，有利于集中暴露科举制的罪恶。《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所谓讽刺是对假、丑、恶的否定，是一种特殊感情的表现形式，运用讽刺的目的在于揭露，揭露被讽刺者的矛盾所在，以及他的可笑可恶。鲁迅先生指出：《儒林外史》的讽刺特点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所谓“戚而能谐”，是指描写内容上的悲剧性，作品在内容上描写了病态社会造就了病态人物、病态心理，这是内容上的悲剧性。在表现形式上却具有喜剧性，描写深入到社会的时代原因，讽刺的矛头不是对着某一个人。所谓“婉而多讽”，是指委婉曲折的讽刺，他不直接的褒贬人物，力求隐去作者的身影，而让形象直接同读者接触，在平凡、平庸、平常生活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讽刺力量。《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有以下几种： 一、广泛强烈的艺术对比 吴敬梓采用广泛而又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成功地塑造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成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最显著的特色。他在刻画人物时，常常并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而是通过尖锐的对比，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含意，引导读者一道去爱其所爱，憎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