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doc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 作者 李少雍 史传文学，又称历史文学，即史乘而有文学价值者，换言之，就是兼具史学和文学两种属性的历史记载。它在文化史上属于所谓“边缘”学科。研究史传文学，不仅可以了解它本身的规律，拓宽文学史的领域，并且对于弄清文、史间的密切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而为了探讨有关史传文学的诸多方面，又必须首先对古人的文史观念，即他们如何看待文与史的关系（其间的合与分，联系与区别），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否则就难以理解，历代史传（包括正史和野史）缘何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学性。 一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特设了《史传》一篇。这是首次对史传散文加以专门论述。“史传”里的“传”，并不是今天所说的人物传记。篇中谈到，孔子“因鲁史以修《春秋》”，由于“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与之同时的左丘明得其微言大义。“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刘氏接着对这种“传体”作了明确的解释：“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人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传”作为一种解说经义的文字，它在古籍中常常与“经”字连文。《史记·太史公自序》：“儒者以《六艺》（按，即《六经》）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史传”一名似即仿“经传”而创。《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春秋古经》及其《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儒林传》亦述及汉初北平侯张苍等人“皆修《春秋左氏传》”。《春秋》本来是与“晋之《乘》、楚之《ｔáｏ＠①杌》”一样的史书，后被列为《六艺》（《六经》）之一。很明显，《春秋左氏传》一类著作，既可称为经传，又可视为史传。这样，汉儒事实上已把“史”与“传”结合在一起了。 但“史”、“传”二字连文，成为一专门术语，又是在什么时候呢？“史传”一语被广泛采用，无疑是在刘勰以专篇论列之后。比刘氏稍后的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里说：“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此后魏收颂扬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说他“史传百家，无不该涉”（《魏书》卷七）。再后，隋文帝开皇九年牛弘奏云：“中国旧音多在江左，前克荆州得梁乐，今平蒋州又得陈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请加修缉以备雅乐。”（《通鉴》卷一一七）唐孔颖达、刘知几以后，“史传”更成了学术文字里的习用词语。 “史传”一名起于何时，已难确考。然不自刘勰著《文心雕龙》时始，则毫无疑义。与刘勰为同时代人而年辈似稍长的沈约，在《宋书·二凶传》里叙及刘劭“好读史传，尤好弓马”。《宋书》撰成于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 比《文心雕龙》成书时间（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约在齐中兴元年即公元501年前后）要早。 而且约书多取徐爰旧本，惟永光（宋前废帝刘子业年号，公元465 年）以后纪传为约所补（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刘劭弑文帝自立，在永光前十余年。其传亦当为徐爰所作。不过，徐爰、沈约也不是“史传”连文的创始者。比他们早约一百年，东晋历史家袁宏就已用过此词。他写道：“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后汉纪·序》）与之同时的后秦方士王嘉也用过：“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拾遗纪》卷五，今人齐治平校注本）而在王嘉、袁宏之前，据个人翻阅所及，几乎不曾有过用此词的例证。人们在有关的场合里，往往用“史书”、“史籍”一类词语。如东、西晋之际的王ｙì＠②自谓“少好文学，志在史籍”（《晋书》本传）；西晋初年，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里称古代史乘为　史书之旧章”（《文选》卷四十五），陈寿在《三国志》卷十一《胡昭传》里也称传主“善史书”；三国时曹植在其《求自试表》（《三国志》卷十九）里，则既把历史记载叫做“史籍”（“每览史籍，未尝不拊心而叹息”），又叫做“史笔”（“名挂史笔，事列朝策”）。唯一的例外，见于《后汉书》卷十二《隗嚣传》。该传载嚣《讨王莽檄》云：“（莽）诡乱天术，援引史传。”此檄虽不为袁宏《后汉纪》所载，但其真实性当无问题。看来，“史传”之连文成词很有可能始于西汉末叶。 二 论文学而及史传，说明在刘勰心目中，文与史关系密切，两者是相通或相包容的。在《史传篇》里，著者不仅论列了《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古史及《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家杰作，而且对于陆贾的《楚汉春秋》，袁山松、张莹、薛莹，谢沈、司马彪、华峤的“后汉纪传”、鱼豢、孙盛、虞溥、张勃的“魏代三雄纪传”，陆机、王韶之、干宝、邓粲的“晋代之书”等，都有所评述。当时的一切史籍，无疑都已被他纳入“文心”之内加以思考。 为深入了解史传与文学的关系，我们首先从“六艺皆史”的命题谈起。 “六经皆史”的完整命题是章学诚提出来的。它是《文史通义》开篇的第一句话。章氏这样安排，决非偶然。近人刘咸＠③说：“《通义》以三教篇为纲，三篇又以此首三句为纲。”（《文史通义识语》）所谓“三教篇”，指《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