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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七大成因 现在企业抱怨最多的是融资难、融资贵，前者指无论如何得不到贷款，后者指贷款利息率太高。从理论 上说，利息率反映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对比关系。储蓄量和投资量都是利息率的函数。其他因素给定时， 利息率越高，储蓄量就越大、投资量越低。两者间的平衡决定了均衡利息率水平。如果利息率过低，就会 出现储蓄不足缺口。这一缺口将导致利息率上升。而利息率的上升反过来会导致储蓄量增加、投资量减 少。一增一减的过程将会持续下去，直至储蓄（量）=投资（量）；反之则相反。 在货币经济中，实际资源的支配权（或所有权）从储蓄者到投资者的转移是通过货币的支配权（或所有 权）的转移实现的。而这种货币的支配权（或所有权）的转移则由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介通过金融资产的 买卖实现（某种约定的达成或契约的建立）。储蓄者提供的表现为一定数量货币的实际资源可以称为可贷 资金（loanable funds），可贷资金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息率同储蓄－投资关系决定的利息率应该是一 致的。但是，由于可贷资金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而货币数量的变化受到货币当局的控制。这样，对应 于等量的实际资源转移，作为其载体的货币数量却可以完全不同（因为货币的实际价值可能已经发生变 化）。 判断利息率高低的标准 在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利息率是基准利息率，其他一切利息率都是建立在基准利息率基础上的。这个 基准利息率理应同储蓄——投资决定的均衡利息率相关。但基准利息率是货币当局通过各种货币政策手段 人为确定的。理论上说，这个基础利率同储蓄——投资平衡决定的利息率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如何让反 映储蓄——投资平衡关系的利息率同为满足宏观调控需要的、由中央银行认为“正确”的利息率相一致是 一个难题。 古典经济学家把由储蓄——投资平衡、可贷资金供求平衡所决定的利息率称之为自然利息率（或真实利 息率）。经济学家同时把自然利息率定义为同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相一致、不会导致通胀和资产泡沫、排 除了周期性因素和外部扰动的利息率。这个定义试图把储蓄——投资平衡和可贷资金供求平衡、自然利息 率和基准利息率统一起来。自然利息率是无法观测的。现实中的利息率应该围绕这个利息率波动或趋向于 这个利息率。 在美国，自然利息率被设定为能够维持产品市场供求均衡（因而通货膨胀率可以稳定在较低水平上）和 充分就业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可观察到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当然不等于自然利息率。但经济学家假设，自然 利息率可以通过可观察到的联邦基金利息率估算出来的。在沃尔克时代，美国联邦基金利息率最高曾超过 16％。在伯南克时代，联邦基金利息率降到了零。如此不同的联邦基金利息率能够反映“自然”利息率 吗？鉴于1980年代美国的双位数高通胀和2008年后美国的通货收缩倾向，联邦基金利息率会有如此巨大差 别似乎也可以理解。 file:///E|/世界五百强企业绝密文件请勿外传/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七大成因.txt [2016/11/6 14:48:56] 在美联储确定了“正确”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后，金融机构就可以在联邦基金利息率基础上通过“加 成”为不同金融产品定价，确定其利息率（收益率）。例如，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商业银行是以联邦 基金利息率为基准通过 “加成”来确定优惠贷款利息率的。这个利息率包含了商业银行“正常”利润（加 成）、风险溢价和流动性溢价等因素。在沃尔克时代，优惠贷款利息率水涨船高，最高曾超过18％。但与 此同时，美国商业银行优惠贷款利息率对联邦基金利息率的“加成率”却非常稳定，始终保持在1.14％到 1.26％之间。由于不同金融资产有不同期限，“无风险”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和各种期限的国债利息率所构 成的跨度从隔夜到三十年期的收益率曲线（或期限结构）便成为有不同金融资产定价的基准。 分析利息率变动的理论框架 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理论上，由于存在大量可贷资金，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不应该太高。截至2014 年6月末, M2和人民币信贷余额分别同比增长14.7%和14.0%（新增信贷5.7 万亿元）。两者都明显超过名义 GDP的增长速度, 似乎可以说2014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松的。多年来银行贷款的利息率加权平均 数始终在7％上下徘徊。央行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2014年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总体有所下行。但6月份非金 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依然高达6.96%。官方调查显示，2014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 然比较突出